娛樂／董子健導演首作「安德烈」 7年夢該醒了

電影「我的朋友安德烈」是董子健的導演首作，從籌備到上映，橫跨了七年之久。對他而言，這七年像是悠長又短暫的一場夢，貫穿了20歲邁向30歲的成長。他曾沉浸在那個夢境的世界，如今他想睜開眼來，往前看。「終於要跟它告別了，也該好好告個別了。我也需要相信明天會更好，然後重新思考未來的日子。」他說。

夢的開啟，始於25歲。那一年，董子健主演「刺殺小說家」，電影改編自作家雙雪濤的同名原著，出品方同時手握著「我的朋友安德烈」的版權，詢問董子健是否有意自己執導。

此前，他就讀過小說，那是一則有關童年的故事，溫情而凜冽。他喜歡，卻也沒到愛不釋手的程度，「可能是沒有到那個年紀吧，20歲的時候，你不會去回望。而且我本身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一些不願想起、不想面對的事情，我總是會選擇式地遺忘。」董子健說。

但再次翻開那些文字，他發現感受已悄然間發生了變化。從前，他總是記不清自己曾經的模樣，而現在，過去猝不及防地洶湧襲來，並漸次堆積成某種濃烈的情緒，他想，也許是時候鄭重其事地與過往做一次重逢了。他說：「在這個意義上，我很感謝雪濤用他的文字幫我創造機會。沒有『我的朋友安德烈』的原著，就沒有我後面所有關於重逢的想像。」

原著是僅兩萬多字的短篇小說，撐不起一部電影，必須大量延伸和填充。為此，董子健投入了整整四年時間，他想不起來總共寫過了多少版劇本，太多次的調整，每一次修改都近乎翻天覆地，「因為有些東西需要沈澱，需要不斷理解，需要反覆嘗試…，我更多地想的只是如何更忠於自己的想法和感覺」。

唯一確定的是，從第一版大綱開始，他就想好了要設置一條全新線索，把小說中沒有全然鋪陳的成年部分徹底展開。在他看來，這是跟過往重逢的真正意義所在：所謂回望絕非純粹地撿拾記憶，而應該指向於自我的和解與尋獲，否則懷念就只是一個陷阱，反而可能成為困住人生的枷鎖。

「我們每個人在生活的過程中都有遺憾、愧疚和傷痛，那些東西永遠無法改變。但是你必須想起它們，你要帶著所有記憶繼續上路，它們有可能成為你的經驗，有可能成為你的力量。」他說，「至少，這是我在30歲的當口對於成長的理解。」

不善言辭的導演 靠團隊信任站穩腳步

幾年前，還在拍攝電影「少年巴比倫」時，作家路內便有過一個判斷。在20歲出頭的董子健身上，他看到一種苗頭和潛力，認定這個年輕的孩子將來不會甘於只做演員。將近十年過去，當初的預言果然應驗。

不過真正坐到了監視器前，終於成為導演的董子健還是不免有些驚惶。而且從本質上講，他覺得自己並不那麼適合在片場發號施令、統攝全局。「我其實是挺沉默的一個人，不善言辭，還有選擇恐懼症。但溝通和決定是導演必須做的工作，在這方面，我知道我沒有優勢。」董子健說。

他說，父親就是一個寡言的人，被朋友喚作「老蔫兒」（指性格內向、不善交際的人），自己的性格可能有些遺傳。加上小時候父母的工作忙，他經常只能跟自己相處，還總是不停轉學，不管到哪都感覺像是一個局外人，更養成了沉默的習慣。

因此為了彌補這些不足，他提早準備，設想過立一個權威型的人設，利用偽裝的鎮定遮掩內心的慌亂；訂做一件工作服，袖口一邊繡上「不著急」，另邊繡上「莫生氣」，時刻作為提醒；再比如，把正式開機的第一場戲安排為少年李默與安德烈的初次相識，因為面對的是兩個十幾歲的孩子，壓力可以稍微降低一點。「尤其飾演小李默的演員是第一次拍電影，我也是第一次當導演，就希望雙方都可以有一個摸索的過程，然後也能夠給彼此一個鼓勵。」

慶幸的是，主創團隊中有許多人是董子健的老朋友，他們給他充分的信任與幫助。慢慢地，他放鬆下來，愈發遊刃有餘，所有拍攝有條不紊向前推進，當初考慮的人設和工作服壓根沒派上過用場。

此外，他透露自己原本嗜睡，雖然經常失眠，一旦入睡，12個小時是標配。而在「我的朋友安德烈」74天的拍攝周期，他的腦子始終為每一格畫面、每一幕情節所縈繞，好像根本不需要睡覺，只需要抽空打盹一兩個小時就夠了。他表示這種無比興奮的狀態一路持續到殺青，「之後，我一個月都沒出家門，感覺自己完全被掏空了。」

為了「我的朋友安德烈」這場夢，董子健幾乎押上了全部的力氣。在當導演和做演員的時間分配上，過去的七年裡，他有意傾斜於前者，其餘的作品屈指可數。

偶然入行迷上電影 不再糾結出身標籤

出道十幾年，他每年都有角色亮相銀幕，不過稱不上高產，當中還有一些只是客串。這跟他的隨興有關，從來不會逼迫自己必須維持工作量和曝光率；同時也是無奈，他早先說過，自己有很多想演的戲演不上。

在外界眼中，被動可以是任何演員的困境，唯獨不會成為董子健的煩惱，畢竟他擁有旁人無可企及的條件。然而，聚光燈下的行業固然講人情、看面子，背後卻還有著一套更實際更堅硬的商業邏輯在運行和支配，他說：「不管大家怎麼理解，很多事情其實都是我無法左右的。」

董子健並不迴避自己的出身，他感謝家庭給予的助力，但剛出道的那幾年，亦是他的負擔。從前的一次公開演講中，他便傾訴過其中的苦悶，親緣被當作如影隨形的標籤，所謂優勢也就轉換為劣勢，一切都被遮蔽了。

事實上，家人根本沒有想過讓董子健踏入演藝圈。「父母可能不希望我走他們走過的路，他們希望我有屬於自己的發展，而不是在他們的某種成果下去展開自己的人生。」只是命運使然，一次健身房的偶遇，讓19歲的他成了電影「青春派」的主演。在那之後，他迷戀上了電影。

「一旦你喜歡上一個東西，願意為這個東西努力之後，就會一發不可收。拍完『青春派』，我還出國讀了一年書，但當時腦子裡已經基本上只有電影了，在國外的時候沒事幹我就看電影，而且我真能坐得住，一天看四個電影。當然這中間『青春派』上映，慢慢得到一些認可，所以可能也是因為某種虛榮心，就覺得我要回來，我要做電影。」

更重要的是，經由電影，慣於沉默的他開始意識到表達的重要性，並找到了適合自己的表達方式。這份覺醒延續到現在，又成為嘗試導演的一股動力：「講出自己的故事是很有意義的事情，如果還因此能幫助到一些人，更是我的幸福所在了。」

至於曾經的那個標籤，如今的董子健已不再那麼糾結，跨過青澀的年紀，他學會了釋然，也學會了坦然：「有些東西是會跟隨你一輩子的。你不用想著如何去擺脫，也沒有必要向任何人證明什麼，只要真誠地面對自己，往前看，腳踏實地地一步一步奔向目標就好了。」

緊張是他底色 只盼觀眾想起故人

2024年末，「我的朋友安德烈」第一次在影展和中國觀眾見面，董子健守在放映廳外，不停地來回踱步，雙手抑制不住地發抖；電影公映後，相似的狀態又捲土重來。

其實對於作品的市場反饋，他並沒有過多的期待。他清楚每部電影都是遺憾的藝術，初執導筒更不可能做到完美。對他來說，只要有觀眾看過電影，想給朋友打個電話，或者想起某位很久沒有聯繫的故人，自己便知足了。

只是緊張似乎是他的底色，總是不自覺地就被疑懼襲擾，被焦慮籠罩。做演員的時候，他經常擔心自己演得對不對、是不是能夠感動別人；現在當了導演，他又害怕辜負每一個跟自己並肩作戰的人所付出的努力與辛苦。

「這部電影的誕生過程中，大家幫我照亮了前方的路。它是那麼多人的孩子，我扛著這個孩子是要給大家發成績單的。」董子健說，「如果它有哪些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我希望全部由我自己承擔責任。」

有時候，他也懊喪於這種情緒，但又知道自己本性如此，敏感的觸鬚無從剪斷。就像一個他的舊識，在看完「我的朋友安德烈」時對他說：「這是一部糾結的電影，我一直被它裹挾著，直到見到了你，我才想起來這是你拍的，確實是片如其人。」

「現階段，我可能還是繼續做演員、做導演，我覺得挺好的。不過五年之後、十年之後，我說不準會想幹一些別的什麼，比如找一個山清水秀的地方開民宿，或開酒館，我希望生活發生改變。」董子健說，「小時候，我還想過當出租車司機，我覺得他們太能侃了，世界上每一個角落的事情他們都知道，我怎麼就不知道，我怎麼就表達不出來，我無比羨慕他們。」

電影「我的朋友安德烈」的最後，鏡頭拉回了主角過去的少年時光，當李默匆匆跑進教室，「明天會更好」的旋律已經響起，同學列隊而站，歌聲齊整。李默加入了人群，直至唱到「為明天獻出虔誠的祈禱」時才回了回頭，看見安德烈獨自坐在窗口，衝著自己露出一張憨頑的笑臉。

按照原本的設計，這一幕並不是出現在劇終的位置，但後來它被改成了結尾，作為一種撫慰或祝福，「我覺得當下需要這麼一場戲，我希望能給大家某些力量。」董子健說。

（取材自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