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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作家哈金在拋錨點 改用英語寫人生

哈金是唯一同時奪得美國國家圖書獎與福克納獎的華人作家。(陳婉菱/攝影)
哈金是唯一同時奪得美國國家圖書獎與福克納獎的華人作家。(陳婉菱/攝影)

鄰近波士頓查爾斯河畔,一棟砂石老式建築二樓,是波士頓大學最有名的教室之一「創意寫作222室」。

波士頓大學創意寫作項目222室,是當代作家與詩人的搖籃。學生與老師環坐,探討各自...
波士頓大學創意寫作項目222室,是當代作家與詩人的搖籃。學生與老師環坐,探討各自正在寫作的作品。(記者鄭怡嫣/攝影)

★創意寫作222室 新科主任

除了西爾維婭.普拉斯(Sylvia Plath)、安妮.塞克斯頓(Anne Sexton),這裡誕生過許多當代傑出詩人與小說家,還有哈金。如今,他即將成為這個項目的主任。

哈金出生在中國遼寧錦州,21歲前沒見過說英語的人,29歲來到美國留學,從此再未回中國。30多歲,他出版了第一本英語作品,從此用移民作家的身分,在當代文學開疆闢土,畫出新的版圖,他也是唯一同時奪得美國國家圖書獎與福克納獎的華人作家。

以下是哈金接受採訪:

問:您來美國時29歲,出版第一本小說30多歲,如何去學習及適應用另一種語言來寫作呢?

哈金: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英語說「stamina」,承受力。說英語的人蓋房子,把水泥、磚頭、木材拉過來,對於外來者,是每一根釘子、每一塊磚都得自己做。一堵牆沒有縫,但你就得撞出個窟窿來。

哈金表示,英語是非常理性的語言,漢語說起來與寫起來更鬆散。(記者鄭怡嫣/攝影)
哈金表示,英語是非常理性的語言,漢語說起來與寫起來更鬆散。(記者鄭怡嫣/攝影)

★外來者寫作 如有殘疾感

但另一方面,英語當中有一個傳統,康拉德(Joseph Conrad)、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都屬於這個傳統。他們是外來者,從別的語言過來,生活中有很多不幸。納博科夫說過,用英語寫作就是他個人的悲劇,像一場爆炸過後丟了六、七根手指,就不得不用這兩、三根手指頭來辦事。

這種「殘疾感」是很明顯的,但他們都成為英語文學當中的重要作家,你要是把他們拿出來,整個世界英語語言傳統就不完全。後來者便看你有沒有運氣與勇氣,有沒有毅力走下去,這是最主要的。

(編按:康拉德是波蘭裔英國小說家,是以英語寫作的偉大的小說家之一。納博科夫是俄裔作家,他用英語完成的「洛麗塔」獲得極高聲譽。 )

問:還記得當時下決心寫第一部英文小說的情形嗎?

哈金:我是想寫。我有一本書叫「瘋狂」(The Crazed),是我的第一本小說。我當時沒有那個技巧,做不了,但是我試了好多次,慢慢做。我第一本出版的「好兵」(Ocean of Words)短篇小說集,那是在這個屋子裡寫的(指波士頓大學222教室),當時我是那裡的研究生。基本是一個故事、一個故事寫,大夥也一塊幫忙。

我第二本書就是「光天化日」(Under the Red Flag),也是那樣做出來的。從短篇開始,就奠定我的基礎。

但我盡量不讓我的學生這麼做。除非你已是公認的優秀作家,一般英美圖書市場不出版短篇。我的頭兩本短篇集沒有人給出版,最後中間人都不幹了,我就自己把它寄到一些小出版社給出版了。

問:那當時有沒有寫著寫著「開竅」的感覺?

哈金:我寫短篇時,我心中有「reference」(參考),知道跟世界上最優秀的短篇故事有連貫,有這個上下文,我就覺得,我的有些短篇可以在傳統中找到位置,在文學上有分量的。

當然我的導師也很重要,他當時鼓勵我說,「你寫的是文學,他們寫的就是作業」。所以我倒不灰心。灰心的是你真正寫得很好,卻很難像別的作家一樣發表,出書後也有好的反響。現在也有這個問題:你寫外國的東西。市場在哪裡?

問:那您現在會考慮市場嗎?

哈金:不考慮,因為肯定有一些出版社,市場並不是它主要的目的。獨立出版社初期,都曾經出版過一些有價值的東西。

問:大家普遍認為您的文字疏離、清冷一點,您覺得這是否是本身作為一位外來者用外語寫作的一個結果呢?

哈金:肯定有影響。用英語寫作,很多東西必須得想。不能光動感情。英語是非常理性的語言,漢語說起來與寫起來更鬆散。英語到了一定程度非常講究的。每一個詞都得「in place」,就是說在那個真正的地方起到它的功用。用另一種語言英語寫作,確實也會創作出一種自己的風格。

另外,我覺得我寫的東西也比較實在,不喜歡虛幻的東西。新舊、科幻什麼,文學只有好壞,沒有新舊之分。但句子裡要有內容,不能光追求華麗。我在這方面比較講究。

★寫長篇小說 更注重能量

問:你曾說,在中國大家注重才華(talent),在國外更注重一個人的能量(energy)?

哈金:我覺得我沒說錯,一個作家,特別是寫長篇小說,能量是很重要的。因為每本書都放入了很多生命。有才華的人寫一篇文章一揮而就,但長期做下去很難,需要保持這個狀態。

歐美也有這個傳統,像福樓拜說,天才就是一個長長的耐心。

往往最優秀的學生,你覺得他們真正能夠做出傑出成就的這些人,最後好像都不行。平時在班上不起眼、中不溜的,幾年以後他們卻出書,做得很好,而且一本一本做下去。有例外,但我說的是平常的一個準則。

問:中國人還說靈性,您覺得在西方傳統有這樣的看法嗎?

哈金:靈性很重要,靈性實際上就是一個,比方說一個運動員有彈跳、速度、訓練這些基本的素質,但你不一定成為真正的明星。成為明星,你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你能否真正地進球。進球與明星沒有直接的關係。

讀村上春樹的書,英語說是performance,他是在表演,而且表演得非常好,確實是大師,在句子和段落方面做得非常優秀,有時你覺得像聽音樂似的。但是整本書讀起來,你並不覺得他有什麼深深的思想或者在結構上有卓越的成就。但也是了不起的成就,至少可說是一個偉大的風格家。

問:那有沒有跟村上相反的,您覺得他給人的觀感上沒有那麼漂亮,但卻實在地進球?

哈金:格林(Graham Greene)是典型的例子,句子上並不是寫得那麼特別明亮,但是他整一本書拿下來,確實你覺得有厚度。

問:您之後想做的課題與人物?在找材料時,如何確立這就是您想做的人物?

哈金:王洛賓,他是很有意思的一個人。確立人物是很大的過程,有時經常出錯,你做了很多,但因為你心裡頭確實不喜歡這種主人翁,覺得沒有意義,最後沒法繼續下去。

另外,身分問題儘管不是我重要的關注點,但是比如「自由生活」,是我第一本完全以美國為背景的長篇,所以出於實際原因,我盡量跟我自己的生活比較接近。我得知道,或者體驗過,我不敢瞎說。

問:您和美國的關係是?

哈金:荷馬史詩「奧德賽」,用了一個詞「anchorage」。船到達一個港口下錨。完了以後你再走。美國也是一個拋錨點。但是因為現在我太太生病,我們的生活也很難離開美國的環境。

我來美國30多年,在喬治亞州待了九年,波士頓實際上也成了是家吧。因為家是自己創造,而所謂鄉,實際上是你父母與祖先的地方。家是自己的。

哈金的學生中有很多二代、三代移民。(陳婉菱/攝影)
哈金的學生中有很多二代、三代移民。(陳婉菱/攝影)

★創作路孤獨 要敢想敢做

問:您的學生中有很多二代、三代移民,他們對於移民文學的視角是否有改變?您有什麼話想要對年輕的移民學生講?

哈金:我有至少一半的學生是二代移民,他的父親或母親是外族裔。他們都很優秀,往往能在兩個文化當中都找到自己的參照,寫的作品比較廣闊。

寫作是非常辛苦孤獨的,不是好的職業。寫一、兩本書豐富生活可以,一本本做下去確實是太辛苦。要有失敗的心理,也要有信心,一本好書總會找到出版商,這是肯定的。

哈金的辦公室222室,書架上大部分都是前同事、諾貝爾詩人沃爾科特的書籍與照片。(...
哈金的辦公室222室,書架上大部分都是前同事、諾貝爾詩人沃爾科特的書籍與照片。(記者鄭怡嫣/攝影)

我有許多短片單篇,平心而論沒有下大功夫,但是成為了標準的教科書上的選篇,其中一個故事一開始想像得非常大膽。問題在於你不光要表演,也要有想像,特別要勇敢,有勇氣。勇氣也是一種智力。要敢想敢做。

你長期閱讀別的作家、思想家的作品,也會慢慢悟出來,對你自己的想像,也會有基本的判斷力。

問:那如何克服寫作帶來的長期的孤獨感呢?

哈金:也很難。重要的是你會有一種精神上的伴侶,他們往往都是偉大的作家,就是死靈魂,你來回交流的不光是你身邊這些人,美國有個大詩人說為什麼寫作,是為你熱愛的已經死去的人寫作,說得非常直白。

【採訪後記】人謙和樸素 筆調疏離鎮靜

上一次見哈金,他完成了第一本也是迄今唯一一本非虛構作品「通天之路:李白」(The Banished Immortal: a Life of Li Bai)。那時,他的妻子患病,他們住在波士頓近郊Foxboro的一片林中;他先開車,再換地鐵,路途一個小時到市區的大學教書。也因為要照顧妻子,在院子裡幹活,他的腦子裡,很難再放入幾個虛構的角色,一步一步把他們盤活、發展。

哈金的作品洗練、鎮靜與清冷,也與他的文學理念有關係。(陳婉菱/攝影)
哈金的作品洗練、鎮靜與清冷,也與他的文學理念有關係。(陳婉菱/攝影)

★11月新作 以周恩來養女為原型

這一次哈金說,妻子的病情已經穩定,是一個「倖存者」(survivor),所以有了最新的小說「放歌」(A Song Everlasting),也有了預計在今年11月出版以周恩來養女孫維世為原型的新作「從莫斯科回來的女人」(The Woman Back from Moscow: In Pursuit of Beauty),他預感這是一本能留下歷史位置的重要作品,但出版後,「作品也有它們自己的命運」。

哈金的學生稱呼他「金雪飛」,雪飛是他的原名,是因為他出生在大雪紛飛的時刻,也是在222教室,他們如同在學徒制的工坊做工,一步步打磨出作品。學生們的成書連成一排,橫放在教室外冊,他拿出王葦柯的一本,說她智商高,寫新一代的移民,已經是成功的作家。

哈金不常去他的辦公室221室,書架上有一張諾貝爾詩人沃爾科特(Derek Walcott)的照片。他說,在沃爾科特去世前,辦公室都是他用得多。沃爾科特是他的同事,書架上大部分的書,多數是詩歌集,也都來自沃爾科特。

學校放假是最得閒的時候,哈金也往往在這時開始構思新的小說,「出一本書不難,最難的是一本一本往下做」。他透露,下一本也許是有關於作曲家王洛賓的,需要趁新學期開始前把第一稿寫出來。他獲得國家圖書獎的「等待」(Waiting),有朋友形容為行文文風寫的是「不費力氣」(effortless),但他改了至少將近40遍。

在寫李白時,他說,李白作詩有原則,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哈金也直接用英語翻譯成「effortless」,「不使得力氣就能做好,但這都是很多年的功夫」。這也很像他的人格和風格:實在,只說白話,但能下苦工,日以繼夜,最終是「明月直入,無心可猜」。

東北人的哈金偶爾仍會冒出一些地方性的語言表達,以及渾厚的友善的笑聲。他說,克服了外語寫作帶來的「殘疾感」後,很難再用漢語來寫作,「要在進入那個語言環境,是很難的」。

這是長久以來寫作習慣的問題,在父母過世後,他也沒有再考慮回到中國。父親那時病危,他幾次申請回中國簽證,都被拒絕了。

★自己在哪裡 家就在那裡

「家是自己創造的,自己在哪裡,家就在那裡」,他這樣總結,也認同歌德的「鄉愁是一種病態」的情感,也許是少年時跟隨解放軍的父親四處奔波駐營,也許是與中國政府的複雜的關係,他並沒有家鄉的情結。

在工作人員還在搭燈光與照相設備的時候,他站在221的門外與我閒聊,話問完了,有的時候有一段短暫的留白。不能把握下一句自然要說的話,他頓了一頓,問我的家鄉:「上海怎麽樣?」

考慮到他30多年沒有回到中國,我很難答上這個問題,心裡咯噔了一下。

第一次接觸哈金的人,都會驚訝於他的謙和、樸素、親切。「他好像還有一點內向」,我的一位同事說。

但哈金也是清峻的,這像是新英格蘭的冬天,也像是他的行文。也許是用外語,也始終寫外來者與外圍者(outcast)的緣故,他的筆調始終是疏離的、鎮靜的、清冷的。

他筆下的主角也有如此的相似性:孫維世,「唐朝移民」李白,「自由生活」(A Free Life)中的武男,「放歌」中的歌唱家,想要寫的王洛賓…他們不被納入體系。有的是邊緣者,有的有藝術家的型格,既想成仙又想騰達,最後兩條路都走不通。

這些人物與他在內在也有一定的相似與連貫性,他說:「沒有辦法,作家只能寫他感興趣的人,也只能寫他熟悉的環境。」

平心而論,與哈金在當代文學系統中所獲的成就與肯定相比,他很難說是擁有廣泛的華文讀者群。他用英語寫作,中文譯本在中國時禁時不禁,我收到郵件通知獲准採訪他的法拉盛的晚餐會上,周遭的幾雙眼睛顯著茫然:「哈金是誰?」

但他也擁有穩定的一批讀者。哥倫比亞大學社工學院的一位華裔教授說,她讀過哈金的每一本書,最喜歡「自由生活」和以法拉盛為舞台的「落地」(A Good Fall)。一位每年只做十幾位學生的高端留學顧問把「李白傳」讀完了,紐約市議會的一位華裔員工,則默默地把「自由生活」借給了我。

一位白人朋友拿走了我的「落地」,我說,你可以從裡面的「作曲家和他的鸚鵡們」(A Composer and His Parakeets)讀起。晚上他感謝我說,讀哈金讓他冷靜了下來,「他精準,把控力很強,沒有給太多讀者浮想的空間。於是我只需要信任他,指靠著他,跟著他的指引走」,逐漸獲得了平靜。

這和許知遠的評價極其相似,他也在222號教室採訪了哈金。在一篇訪談中,他寫道:「在一段時間裡,這種節奏感是我的鎮定劑,每當我覺得內心煩躁時,常從書架上抽出一本他的書,讀上幾段。他的作品像是個誠實、鎮定又疏離的老朋友,陪你不急不慌聊上幾句」。

★偉大作家 精神上的伴侶

那種洗練、鎮靜與清冷,也與他的文學理念有關係。他不需要靠表演,比起中國人信賴的「才華」(talent),他更看「能量」(energy),比起明亮的華麗的句子,他更看重一部作品整體的能量與它的結構性。

「就好比一個棒球手,他可以是一個明星棒球手,可以是一個好的表演者(performer),但他還是要進球」,在哈金的眼裡,不進球的明星球員,便比如村上春樹,他演出得好,「也已經很了不起」、「是了不起的風格家」,但他推崇的偉大的作家,則是格林(Graham Greene)、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他也喜歡常常被相提並論也被歸為一類、同樣用外語寫作的移民作家奈保爾(V. S. Naipaul)與納博科夫。

最後,我們不免問他最近在看的書和他對青年寫作者的建議。他說,他在看契科夫與新約聖經。但聖經只能看一小段,「找找那種感覺」。

他似乎常常看新的譯本。上一次採訪時,他正在讀「安娜.卡列尼娜」的新譯本。美國圖書市場,經典書籍每隔幾年便會推出新譯本,語法與生活的調調更貼近當代人。他提到過,學寫英語,要知道什麼是好的英語,讀最好的英語,也讀當代人的作品。

寫作是一件孤獨的事,他並不提議年輕人扎入寫作,體驗玩票還好,要一本本堅持不懈寫下去是條窄道。要能夠勇敢地想像,要兼具信心。在他看來,克服寫作帶來的長期孤獨,是「有精神上的伴侶,而他們往往是偉大的作家,是死靈魂」,「你來回交流的,不光是你身邊的人」。

波士頓的初春,仍然春寒料峭,我們收拾好裝備走在回程的路上,又偶遇開完會打算回家的哈金,他獨自走出另一棟教學樓外,一一拍了拍我們的衣袖,或是團著我們的雙手,讓人感到是頗為莊重與富有儀式感的告別。他在郵件中也不馬虎地寫著,「Meanwhile, take care and stay well」,隨後便消失在那一天的霧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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