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見的國家」不懈的幕後推手 早在電影籌備就投資
由美籍導演葛靜文(Vanessa Hope)執導的紀錄片「看不見的國家」(Invisible Nation)，歷時七年拍攝、於2023年完成。這一紀錄片貼身記錄了臺灣民主進程，以及中華民國前總統蔡英文八年執政期間的政治實踐。影片聚焦女性領導者的治理經驗，也穿插臺灣在經濟、人文與國際政治角力下逐步被世界看見的過程。
作品上映後在國際影展與放映期間引發關注與討論，但對許多長年旅居海外的臺灣人而言，這段歷史並非完成後才能衡量價值的投資，而是一個即使尚未成形，也必須被支持、被推動、被說出口的臺灣敘事。為此作出不懈努力的，則是一群未被看見的推手。
拍紀錄片 更當文化推廣
2020年，非營利組織「Hello Taiwan」執行長江明信聽聞拍攝計畫後，十分激動，隨即與黃再添、楊次雄、楊黃美幸等多位旅居紐約的臺灣僑胞投入協助籌資與後續推動。之所以如此「衝動」，來自那份在海外也要對臺灣有所貢獻的心，對他們而言，這不僅只是一部紀錄片的製作，而是一次延續多年、以影像為媒介的文化推廣。
「不是看完以後才要投資它，」楊黃美幸直言，「還沒有做的時候就先投資了，不然怎麼會有錢去做這個紀錄片？」在她的理解中，支持「看不見的國家」的起點，並不在於市場回報，而是對創作現實的判斷，若在籌備期間沒有人願意先承擔風險，這樣一部以臺灣為主體、面向國際觀眾的作品，根本不可能誕生。
不過，這樣的選擇也來自製片群對導演與題目的信任。楊黃美幸指出，葛靜文長期關注國際政治，對臺灣在全球敘事中經常被忽略的處境並不陌生，「她感覺到臺灣在國際上被孤立，也知道臺灣的生存很重要。」這樣的理解，使她在企畫仍停留在概念階段時就願意投入資金。
看重外展 鎖定國際觀眾
江明信則指出，他真正深度介入這部紀錄片是在疫情初期。「初剪跟現在差很多，」他說。後續的訪談補拍、敘事調整，以及加入國際局勢的對照視角，都是在與海外資源網絡接軌後逐步完成。「我們雖然沒有用官方名義支持，但如果我們給了資源，就可以讓這部片被世界看見。」由於組織過去曾有組織美國職棒紐約大都會隊臺灣日、冰上曲棍球紐約島民隊臺灣日等活動，他也在該片上映時於北美協助推廣，希望紀錄片能在白宮放映給重要的美國政要觀賞，藉此提高與美交流。
黃再添則回憶，他加入時已是後期製作與行銷階段，但在他眼中，這部作品與過往僅停留在歷史回顧的臺灣題材紀錄片有明顯不同，「看不見的國家」從一開始就以國際觀眾為對象，並藉由導演過去的經驗，試圖進入更大的公共討論場域，潛在的外展功能，是他特別看重的部分。
這樣的差異，也反映在敘事角度上。黃再添指出，片中並未從大眾熟悉的國共內戰切入臺灣歷史，而是一路從臺灣被殖民的歷史談起，鋪陳至當代民主的形成。「這一點是很多外國人看不到的，」他說，「但她看到了」。
產生共鳴 貼近生命經驗
對楊黃美幸而言，導演處理歷史的命題的關鍵其實不在是否鉅細靡遺，而在於是否被如實呈現。「很多年輕人完全不知道，台灣的民主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她說，「是很多人被關、被殺，家屬前仆後繼才走到今天。」她也直言，對某些將臺灣民主成就過度簡化的國際說法感到不滿，「如果沒有那些運動、那些犧牲和民眾帶來的壓力，(當局)怎麼可能自動放手？」
楊次雄則從更長的時間軸回看「看不見的國家」所產生的共鳴。他指出，海外臺灣人之所以對這部紀錄片高度投入，並不只是出於文化認同，而是與自身生命經驗密切相關。「我們這一代人，很多是在戒嚴、白色恐怖的陰影下長大的。」他談及兒時記憶，當回憶父親為躲避追捕，叮囑他「不管怎麼樣，你先走」時，那種恐懼至今仍歷歷在目。也正因為如此，他來到美國後，才能對自由有更深的體悟。
楊黃美幸補充，「後來我們來到美國，第一次看到可以公開示威、批評政府，才真正體會什麼叫民主，那種自由的空氣，會讓你更不可能對臺灣的處境無動於衷」。
為台發聲 講自己的故事
楊次雄回憶，無論是1970年代的「保釣(魚台)運動」，或1979年臺美斷交事件，海外社群的動員往往是在被迫回應國際現實的情況下形成。他提到，曾受邀參與華人醫師協會活動，對方回應「我們有華人的(組織)啦」，這段經驗讓他意識到，「只是華人」並不能自動替臺灣發聲，臺灣人必須用自己的名字，主動去講自己的故事。
葛靜文過去在受訪時曾表示，2016年她注意到台灣可能迎來首位女性總統，便再度來台記錄選舉過程，並在此期間與製片人馮賢賢展開合作，「因為我認為臺灣應該擁有自己的故事」。而與此同時，美國政治情勢也產生極大變化，「美國剛經歷一場令人失望的總統選舉，臺灣卻選出了一位讓人敬佩的領導人。」當時的她，希望透過這部紀錄片，讓國際社會看到臺灣民主的價值，以及極權體制帶來的威脅。
女性視角 一窺民主實踐
而在製作與推廣過程中，葛靜文也多次強調，「看不見的國家」並非替單一政治人物立傳，而是試圖透過相對「去政治化」的影像語言，從多位女性政治人物的角度，讓國際觀眾一窺台灣民主實踐的歷史脈絡。這一點，也成為江明信在籌備初期看見其潛力的重要原因之一。他透露，片中蔡英文與愛貓「阿財」互動、被貓叫聲打斷訪談的插曲片段，讓他印象深刻，「那種輕鬆、不帶權威性、又很有人味的畫面，跟我們過去看到的總統形象很不一樣」。
電影之外，要提高臺灣能見度，更大的工程其實也在海外發生。黃再添指出，在「看不見的國家」問世之前，海外臺灣人早已透過各種形式嘗試建立屬於臺灣的國際論述空間。「十年前我們甚至集資成立智庫『全球臺灣研究中心』，」他說，「因為每一次談臺灣，都是先講到中國，再順便談到臺灣，主體永遠不在(臺灣)，所以這部片也跟我們心有靈犀一點通。」他亦透露一個幕後趣事，在紀錄片尚未發行時，臺灣憑著晶片製造的實力躍上國際舞台，「當時臺灣很快就被全世界『看見』了，我們那時還開玩笑說，電影還沒放就過時了怎麼辦？」
不過，對這群海外臺灣人而言而言，「看不見的國家」並不是拓展臺灣外交韌性的結論，而是一個提醒、一個未完待續的逗號。因為對於臺灣人來說，被肯定、被認知、被看見，從來不是自然而然就會發生的事，而是無數前輩用血淚踏出來的路，藉由歷史洪流不斷傳遞、交接，傳給下一代臺灣人未完的馬拉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