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與抵達（上）

1

據我姨說，「七二九」全台大停電那一年，母親帶著我搬家到台北來。姨說：全台灣的人都點著蠟燭留在家裡，只有你媽，開了台發財車，裝著全部家當，把你帶到台北來。

之後我們就再也沒有回台南去。姨說：「名聲搞壞了、臉丟大了，哪還有臉回去？」

我媽從來不提這件事，我甚至不知道我原本是台南人。搬家的事我也完全不記得。不過姨說，那是因為我還太小，那時候才八歲。

大人不知道我記得什麼。我記得一張臉，伸著舌頭，微笑著。我記得我討厭那張臉，討厭那條舌頭。我兩手蒙住臉，在手心裡面閉上眼睛，一面默默數著數，我知道我數到「三百」的時候，那張臉就會消失。我可以聽到牆面那座大掛鐘上指針移動的聲音，輕微，但是穩定的，滑過鐘面，發出呼吸似的唰唰的聲音。同時間，我感覺那條舌頭在我肚子上滑著，溫熱濕漉，跟秒針移動的聲音混在一起。這可能就是我討厭所有會發出聲音的鐘的原因。

我住的地方從來不放鐘，連電子鐘都不放。一隻歐米茄手錶權充鬧鐘，每次響起來，要按停都得找個半天。最後只好聽著聲音來處，伸長手臂把它掃下去。我的手錶摔過無數次，我得說：這牌子是真好，居然還一直能走，只是時間不大準。不過我不介意。

那一年的另一件事是我爸跑掉了。應該是跟我媽離婚了，但是我媽總是用「跑掉了」這個詞。她總是說：「跑得飛快。」從此我就沒有了台南的家，也沒有了父親。

我母親是很厲害的女人。你就看她一個人把我從八歲拉拔到三十歲。供我上了大學，甚至還讓我到日本留學了七年。真心話，我不知道她錢哪裡來的，她只是個賣菜的。她在傳統市場有個攤位，已經賣了十多年的菜。

有這樣的媽當然很沒面子，因為社區裡就那一家菜市場，人人都認識她。班上開母姊會的時候，她居然帶了顆山東大白菜去送給老師，用紅色塑膠袋裝著。當老師接過，把大白菜捧在胸前，露出啼笑皆非的表情時，我母親居然還拍拍白菜說：「這很貴的。」

我其實也不在乎她給我丟臉。八歲的時候，我就已經死了心。知道她不會幫我，我好不容易跟她說了那件事，結果她只說：「你胡說八道。」我那時還小，聽了這話，覺得應該要為自己辯解，就追著她解釋。我邊說邊哭，結果她轉過身來，搧了我一巴掌，說：「吵死了。」

我永遠不會忘記她這句話。她說：「吵死了。」她這句話好像比搧我的那個巴掌還要痛，一直痛到現在，我從來沒有忘記過。

成年後，我想過無數次。只是想不明白，那麼大的事，她怎麼能毫不在意地只一句「吵死了」交代掉。

對她而言，這就是一件多餘的事，不該發生。而我硬生生到她面前攤了出來，是在找她麻煩。她連這件事是如何發生的、到底是真是假，都沒興趣知道，只是嫌我吵。

我後來就變得很安靜，任何事都不去吵她。我在十八歲到二十五歲這些年裡自殺過八次。她都不知道，我沒有吵她。她也不知道，我成了自殺的行家。我知道要如何割腕，割到血跡斑斕卻不會喪命。我知道安眠藥要吃多少，我知道所有醫院從大門到急診室的路。

我並不想死，我要留著這條命找她算帳。我要告訴她：你不配做個母親。我的一生都讓你毀了。我要給她看我身上所有的傷痕。當她要辯解的時候，我就告訴她：「吵死了。」

當然我只是想想而已，我們已經多年不說話了。

2

快要下班的時候，阿芳靠過來，撞了撞我肩膀，輕聲說：「小凡，老闆要你去她辦公室。」我說知道了。阿芳喜孜孜的，我覺得她是故意說得這樣大聲，她說：「看來你要升小組長了。」

生產線上一排組員全都聽見了，卻全都不動聲色，繼續工作著。我們的小組長離職已經兩個月，缺懸著，人人都希望自己能升上去。我瞪阿芳一眼，阿芳只笑嘻嘻地對我吐了下舌頭。我平常就不大喜歡交際，已經很沒人緣了，這一下，怕是背後說我閒話的人更多了。我猜我可能成了某種娛樂項目，如果不能找個公敵來吐槽和造謠，工作未免太無聊了。大家都靜默地工作著，我卻感覺周圍瀰漫著一股辛辣的酸味。

我到華姊的辦公室去。工廠裡她獨留一間大辦公室，幾乎占據廠房的三分之一。她是老闆，這家廠就是她的，她要這樣做也沒什麼不可以。不過這裡實在很不像辦公室。華姊養了許多盆栽植物，從天花板上掛下來。房間裡有兩台除濕機，整天嘶嘶叫著，可能是這些植物，也可能是除濕機的原因，每次進入這辦公室，我總覺得陰陰的，好像屋裡頭下著看不見的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