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名冊裡的難言之隱(下)

當時的大陸，出身於貧下中農、工人家庭的子女，在招生、招工、參軍、職位提拔等社會生活各個方面都會受到照顧，政策和機會都會向出身好的人傾斜。比如在學校參加「少先隊」、「紅小兵」、「紅衛兵」時，第一批隊員總是貧下中農家庭出身的子女，而出身地主、資本家等剝削家庭的子女只能往後站，後加入或不能加入，儘管兩類人的表現基本相同或相似。出身好受到的優待對於出身不好的人來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這種把家庭出身和本人的社會命運加以關聯，從一九四九年之後就不斷積聚和加重，在文革中達到高潮。最典型的表現是北京大學出現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公開喊出了以血統畫分好人壞人的口號，自此掀起一股公開強調家庭出身的社會風氣。

不過，家庭成分帶來的社群對立逐漸引起了高層的關注和糾正，政府開始實行了「有成分論，但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的政策，將出身不好的子女從叫作「黑五類」（地富農反壞）的後代改稱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雖然後者也帶有歧視性質，暗示著這些人有原罪，需要經過教育才能成為好人，但畢竟將出身不好的子女和其家庭區分開來了，給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指出了一條生活出路。

七○年代後，社會上對家庭出身的定義開始有所鬆動，不少人開始根據父輩的職業性質來填寫自己的家庭出身。我父親是醫學院校的老師，屬於以工資為生活主要來源的辦事人員，可以歸畫到「職員」的職業類別。在學校填表時，我開始填寫職員，不再填寫地主了。

不過大家心知肚明，職員家庭肯定不屬於「根紅苗正」的貧下中農家庭，而只是「非無產階級」家庭的一個代名詞而已，出身於職員，總是不那麼理直氣壯，還是要小心翼翼，夾著尾巴做人。我仔細看了一下，我們高七班的花名冊裡有四十八個學生，我是第四十四號，其中填寫職員的包括我有三個，我相信另外兩個出身職員的同學也一定有難言之隱。

直到文革結束之後，家庭出身才在社會生活裡開始淡化，除了入黨、參軍、提拔等個別領域還講究家庭出身，一個人出身好與不好愈來愈不那麼重要了。改革開放後，七○年代末我上大學時，學校裡已不在乎個人的家庭出身了。

不過，家庭出身作為人口信息管理系統裡一項內容，依然存在。在一九八四年設計的全國人事戶籍登記信息系統裡，家庭出身的「代碼」仍然是基於歷史上階級成分的畫分，如工人（○一）、農民（○三）、貧農（○五）、地主（二十八）、職員（十四）、資本家（二十三）等。直到二○○二年，系統裡才正式取消了家庭出身這一指標。二○○四年，家庭出身代碼的國家標準最終被廢止。

我慶幸我的孩子及孩子的孩子，在成長的道路上不再因家庭出身而產生心理困擾，社會上也不再根據其家庭成分，在政治上將人分為三六九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