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頭匣子

那個晴朗的早晨，我抽開那個木頭匣子的蓋板，小心翼翼地存入十幾粒米，興奮地告訴奶奶：「現在我們已經存了兩把米，大概夠我們吃一天了。」歡呼聲中欣喜之情溢於言表。那個木頭匣子，實木的本色，沒有上過油漆，也沒有任何花紋和裝飾，卻是我孩童時期最珍視的寶貝，寄予了我與奶奶對於生存的厚望。

三年的大飢荒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於我而言，它似乎是突然降臨的。記得那天走在從近郊進城的青石板路上，忽然發現有人蹲在一個門洞裡，身前一個圓圓的竹籃子，半蓋著褪色的藍花土布，半露著黃澄澄、色澤溫潤的幾個雞蛋。我高興得大叫起來：「奶奶，快看，有賣雞蛋的。」奶奶走過去一問價錢，「五毛錢一個。」啊，太貴了，儘管五歲多的我仍然不諳世事，也只好一步一回頭地走了。怎麼會這麼貴？以前不是這樣的。驀然間，意識到我很久沒有吃雞蛋，也很久沒有吃肉了。大飢荒就這樣降臨到我的頭上。

很快我發現可以吃的東西愈來愈少，只剩下米了；而米也愈來愈少，愈來愈不夠吃。我不再貪玩，卻愈來愈惦記著就餐的時間，奶奶做飯時我早早地立在旁邊盯著飯鍋，可是鍋裡怎麼總是青菜葉子的綠色，而且愈來愈濃？沒有油水，每頓飯似乎只能看見那令人痛恨的綠色。奶奶已經盡可能地給我舀米飯了，可是我仍然要在飯碗裡反覆翻動才能找到白色的米。愈是看不到米，愈是擔心會不會某一天就完全沒有米吃了。

同時，愈來愈多駭人的消息傳來：鄉下人在吃草根、樹皮甚至觀音土，已經有人餓死了。我們在恐慌中決定要存一點米。奶奶找出那個八寸見方的木頭匣子，大約可以裝兩斤米（約二點二磅），我們每天往裡面存一點米，有時十幾粒，有時幾十粒。

我每天都要抽出那個木頭匣子的蓋子看看裡邊的米，看著米每天在增加，心裡充滿了歡欣和希望，想像著如果這個木頭匣子放滿了，說不定將來能救我們的命。不知存了多久，慢慢地裡邊有兩小把米了，因此我那天早晨發出一陣歡呼。

太陽升高了，大伯母來了，幫我們洗床單、被子，洗好曬乾，還要幫我們縫起來，需要大半天時間才能做完，所以要在我們家吃午飯。奶奶從木頭盒子裡拿出了一把米，這讓我心痛極了。可是奶奶說過，別人幫我們做事，就應該回報人家，我只好隱忍不發。

偏偏大伯母嫌不夠吃，還要往鍋裡放許多青菜，本來我就痛恨吃青菜，她這天放得又比往日多，於是我這個聽話的乖孩子就發作了，大喊大叫著，抓住她的衣服不讓她繼續放青菜，大人們怎麼勸說都不行。最後大伯母也發火了，在我的屁股上打了幾巴掌。

啊呀！我覺得天都塌下來了，從來沒有人打過我，她怎麼敢？那種受到侵犯卻無力反抗的屈辱徹底壓倒了我，使我愈發失去理智，又哭又跳，最後也不記得是怎麼收場的，只記得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挨打的經歷。此後一連幾天，我都不願意去看那個木頭匣子，沒有看頭了，那裡的米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飢荒的陰影籠罩著我們，一天又一天，食不果腹的日子看不到盡頭，每個人都似乎耗盡了體力。我們早就不去走親戚了，大伯母也沒法來我們家了，因為誰都走不動。

記得一九六一年的那個夏天，南昌的天氣一如既往的熱，所有人都盡可能地躺在床上，苟延殘喘。我已無力跟著奶奶學習那些我喜歡的繁體字，更無力氣與房東家的小男孩玩，也看不見他，大概他也像我一樣躺在床上。

那時我每天唯一的活動只是上廁所，從我的房間門口出門兩三步，右轉，跨過高高的門檻，就是一條向左邊的石板路。石板路很平，十幾步就可以到廁所，不知為什麼，這短短的路成為我的噩夢：我一定會摔跤，每次摔跤都會跌破膝蓋，都會流血，然後結痂；然後再跌破、再流血、再結痂。無論我多麼小心，仍然每天摔跤，我的膝蓋疤痕累累，直到二十多歲才漸漸淡去。那是因為營養不良，所以站立不穩。

到我七歲飢荒結束的時候，我們已經存了兩三年的米了，可是木頭匣子裡仍然只有兩三把米，無論如何也裝不滿。

這場和平年代的大飢荒至少餓死了三千萬人，我們之所以能夠倖存，是因為城市中的居民有定量的糧油供應，而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則沒有，所以餓死的絕大多數是種田人。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了大飢荒來自人為的災難，來自毛澤東的極權製造的人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