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四個生日

每個中國人，在理論上都有兩個生日，緣由我們歷來同時以公曆和農曆雙曆計日之故。不管常用的生日是哪個，「官方的」生日自然是出生證、戶口本、身分證上的那個，絕大多數是採用公曆的。但是，對於現今七老八十以上年歲的中國人來說，習慣上是雙曆混用的，我也不例外。

打記事起，我記住的是自己的農曆生日，是一連串的七個字：「八月十五中秋節」，家家戶戶吃月餅的好日子。至於自己的公曆生日是哪一天，我從不關心也不去記它。

戶籍登記管理制度開始實施時，我正在上小學的低年級，學校發表格讓每個學生自己填寫出生日期，我大筆一揮，填上「八月十五日」。從此之後，我戶口本上的「官方生日」，就這樣陰差陽錯地成了公曆的八月十五。這就是我的第三個生日的來歷。

不過，這個「新生日」很快就被我忘到九霄雲外了，因為日後的升學、工作、醫療勞保、工齡計算等都與它無關，也與之後不久即開始實施的每月定糧的制定及票證配給等制度無關，從來就沒用到它過，自然就忘記得就特別快、特別徹底。

此後不久，我開始愈來愈樂於使用我的第二個生日，即真實的「公曆生日」，原因也是七個字：「十月一日國慶節」。與自己的國家同生日，給了我一種莫名的光榮感和自豪感，從讀初中起，到上大學到進工作單位，登記表上的生日欄裡我都填為十月一日。

與國家同生日的我，也與國家共命運。國家開展新民主主義革命與建設，我背起書包進了學校；國家開始社會主義建設、向科學進軍，我開始夢想成為一個科學家，於是在一九六一年考進了全國二十六所重點大學之一的復旦大學，在一九六六年成為由新中國自己培養出來的第一屆，也是唯一一屆讀足了十七年書的大學生。

國家蒙難十年，我也蒙上了不白之冤：一出校門就變成了臭老九，十七個月之後更被戴上了一頂「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被打入十八層地獄，再被踏上一隻腳，由人變成了鬼，永世不得翻身。

國家開始撥亂反正、糾錯平反、落實政策期間，我被告知已經對我「推倒一切不實之詞，徹底平反」了。但是，在基層領導幹部的火眼金睛裡，我依然是個永世不得回復人形的「鬼」，堅持不恢復我的幹部編制，更別說評定我的技術職稱了。

到了「撥反」末期，我的政治處境成了上海市的一個典型，上海市委組織部科技幹部管理處直接過問、委託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記者直接出面，要求盡快對我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廠領導及上級主管公司站穩無產階級革命立場不動搖，堅持保衛紅色革命江山不讓步，拒不執行「上面」的指示。乍暖亦寒時節，春風愈吹愈勁愈暖，冰川愈融愈小愈硬……。

此時，國門漸開，自費留學潮興，年過四十的我破釜沉舟，奮身跳進了大潮裡，以F-一簽證身分合法地來到了大洋的這一邊。整個過程異常絲滑，僅在申請護照時，發生了一個與我第三個生日有關的小插曲，嚇得全家幾乎靈魂出竅。

按當時申請因私出國護照的規定，收到I-二十表之後，我必須先向工作單位辦妥自願辭職的手續，然後才能向上海市公安局申請護照。我是在辭職獲批之後，去申請護照前夕才發現，戶口本上我的生日居然是八月十五日，而我收到的I-二十表格上的生日是十月一日（自然是我告訴導師的），得趕緊與導師聯繫，請他幫我聯繫學校有關部門盡快重寄一份生日更正為八月十五日的I-二十表來。

那是八○年代的中期，國際電報、國際長途電話咱都打不起，電子郵件、網路手機都還沒有，最快的聯繫方式唯是航空信，一個來回起碼半個多月。這是天天度日如年的日子啊，唯恐煮熟的鴨子又飛走了，換誰誰都會想，導師肯定更要想：「一個連自己的生日都會記錯的糊塗蟲，能讀研究所嗎？能勝任做我的助教嗎？」導師或者學校會不會因此而取消我的入學資格，不給我發I-二十？

沒有正確的I-二十，就不能去公安局申請護照，更遑論去美國領事館申請簽證，就只能留在上海了。而當時的我已經是一個沒有工作、沒有收入、沒有醫療勞保、沒有單位、沒有組織的「五沒人員」，連自己餬口都不可能，更別說養家了。

那時候的上海是不允許個體經濟存在的，去十六鋪碼頭賣茶葉蛋是違法的，去電影院門口賣瓜子是要被驅趕的。怎麼辦？真是世上本無事，庸人常自擾，我恨死了自己有第三個生日。

兩個多禮拜之後，終於盼到了新的I-二十。隨後，我像伍子胥闖關一關一關接著闖：申請護照、全中文簽證面談、借大錢背巨債買國際機票、狠心淚別妻兒父母，接著在這片語言不通、文字不識、舉目無親、人地兩疏的土地上，我從裡到外回復為人。

毫無疑問，從我踏上這片土地的這一天開始，我獲得了新生，這一天，應該是我第四個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