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艙裡的一盞小燈

兒子那年剛從沃頓商學院畢業，做的第一件大事不是找工作，而是把頭剃得亮得能反射機艙燈光，飛往紐約的航班上，他的光頭比本人更早引起隔座注目。坐在他身旁的是一名高瘦、戴眼鏡、背脊筆直的長者，兒子後來形容他「像個將軍」，那是一種沉靜而自然的氣勢。

長者盯著他的光頭看了三秒，開口第一句竟是：「你媽媽允許你剃成這樣嗎？」語氣自然得像他向來負責批准全世界的髮型。這一句成功破冰，兩人竟聊得投機。老人自稱律師，還半開玩笑地說：「可惜你不是讀法律的，不然我真會考慮聘你。」說著，他從口袋掏出筆，寫下幾個名字，像悄悄遞出的一串密碼，並表示願意為兒子寫推薦信。

得知老人嗜甜，兒子便遞上一盒巧克力，像向一名戰功顯赫的長者呈上一份小小的敬意。老人收下時微微頷首，神情間帶著若有若無的慈愛。

返家後，兒子告訴我，這名「將軍」視力大不如前，卻仍親自回覆每一封電郵，語氣精準，字句克制，像一種多年養成的職業習慣。我出於好奇上網查詢，竟愣住，這名在三萬英尺高度與光頭小子談天、微笑、收巧克力的長者，正是泰德索倫森（Ted Sorensen）——甘迺迪總統的特別顧問與首席演講撰稿人，被譽為「白宮第一捉刀人」。

那句載入史冊的名言「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而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是否出自他筆下，至今眾說紛紜。

索倫森從不辯解，也從不居功，只淡淡地回一句：「不要問。」乾脆得像替所有追問關上門。甘迺迪稱他為「知識血庫」；索倫森則說：「若不是遇上總統，我恐怕一事無成。」這兩人互相成就，是冷戰政治史中最安靜的深情。

索倫森終生反戰。應徵入伍時，他對軍官聲明，只願擔任救護車駕駛或伙房人員等任何不必動武的崗位。他始終遵循父母的教誨：「我們可以爭辯，但不用武器，而用文字。」這句話成了他整個政治生涯的準則。

一九六二年，美國偵察機在古巴拍到蘇聯導彈，世界被推向核戰邊緣。索倫森作為國安會執行委員會核心成員，以冷靜與深思熟慮，在決策桌邊扮演了最關鍵卻最不張揚的角色。

他協助起草甘迺迪宣布封鎖古巴的全國演說，與國務卿魯斯克共同提出外交折衷方案，並參與撰寫致赫魯雪夫的關鍵信函。他主張以外交換取撤彈，提出「不入侵古巴」以保全對手體面，也保全世界免於毀滅。正是這份節制與理解，讓世界停在核戰邊緣的最後一步。

除了這場危機，他還替甘迺迪撰寫了「我是柏林人」、民權演說、「我們選擇登月」等歷史性講辭，使美國在冷戰陰影中仍保有一種抬頭向上的精神坐標。

甘迺迪遇刺後，他重返法律界，繼續寫作，他的回憶錄「幕僚：歷史邊緣的生活」榮獲普立茲獎。二○一○年，他以八十二歲高齡辭世，歐巴馬悼念他時說：「他讓國家更加平等、公正。」

索倫森離世多年，他的名字依舊出現在歷史書頁、外交講座與冷戰研究的教材裡。但對我而言，他最鮮明的身影，不在白宮，也不在危機決策室，而是在那趟航班上的一抹微笑——那個願意與陌生年輕人談天、回信、給建議的長者。

歷史總記住大事件，卻常忽略那些悄悄改變一個年輕人方向的小火苗。索倫森曾在世界的風暴中心點亮過和平，也在那段看似尋常的航程中，點亮了一名光頭少年的未來，或許，這才是和平最真實的樣貌，不是偉大，而是讓他人變得更好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