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戀

我從小到大，從大到老，形形色色的表格已記不清填過多少次了，但是在籍貫這一欄中，總會正確無誤地填上「江陰南閘」。江陰這個江南魚米之鄉鍾靈毓秀，人傑地靈，人才輩出，從遠的算有地理學家徐霞客，近代名家有劉半農、劉天華、劉北茂兄弟三傑；在世的有著名指揮家曹鵬，去年還看到九十九歲高齡的他，與兩個女兒在上海虹橋機場快閃的視頻。而在南閘這個小鎮，沒有聽說有過如雷貫耳的名人，如果要說有，那一定只能是我的祖父和父親。

祖父比孫中山小一輪十二歲，識文斷字，是南閘最早接受基督信仰、唯一把所有兒女送進學校接受現代藝術、醫學、科技等教育的有識之士。那個時代，祖父擁有五、六十畝耕田，和老街上一家前店後糟坊的小酒肆，如用大陸階級分析的標準去畫線，應該歸類為小地主兼小業主。

祖父幾乎不過問農事，一切都交由小鎮盡頭何家場一個名叫何湘雲的長工打理，糟坊的一切也由他操辦。糟坊其實只是釀製三、四種黑杜酒，規模僅六十到七十壇酒窖的微小作坊，通常在需要時雇傭幾個街坊或近村農民臨時工，忙上幾天也就完事了。

小店沒有金字招牌，不過三、四張八仙桌和十幾條長板凳，與魯迅筆下的「咸亨酒店」也差距甚遠。祖父每天都會去小店坐堂，與客人聊天，來客幾乎都是方圓一公里以內的鄉民，這一區域的各種信息，在閒聊中也就瞭如指掌。

如發生鄰里糾紛、兄弟分家、突發事件等有所求告，人們都會請祖父前往決斷和解決，這是約定的俗成，是祖父不可推卸的責任和擔當。

他的話語一言九鼎，基於信譽威望、公正無私，不是法律勝似法律，這小小的三尺櫃台似乎成了祖父的綜合政務辦公室。當然，都是義務和無償的，這就是中國特色的傳統鄉紳社會。

一天，一個小時前在小店嗑過兩盅的一個遠鄉農民，氣喘吁吁地返回求告：「大先生，我回家發現錢不見了，特意回來問一下，有否掉在店裡？」見他那失魂落魄的樣子不像有詐，絕非今天司空見慣的碰瓷。祖父問道：「掉了多少錢？」接著毫不猶豫地給了他所聲稱的錢數，還安慰一番：「不要急，以後出門當心點。先坐一會喝口水，歇歇腳再走吧。」見到此人終於回過神來，把錢收好後，祖父露出了比失主更快慰的笑容。

事實上，此人的失款並非遺落在店裡，更沒有人撿到後交給祖父。為此，祖母大為不滿，埋怨道：「人家只不過來問一下，你又沒有撿到，為何要白白地送人家？你又不是耶穌。」祖父只是呵呵一笑，輕描淡寫地解釋：「農民家虧不起一點點，看他急成這副樣子。而我家並不缺這點錢，就算是我掉了又怎樣呢？」這就是我宅心仁厚、慈悲為懷的祖父。

在我出生之前祖父就去世了，我沒有承歡他老人家膝下的福分。我心目中的祖父只是慈眉善目的遺像，一個中國兩千年傳統社會裡，普通鄉鎮基層的中流砥柱——鄉紳。那個時代的南閘民風純樸，可謂路不拾遺、夜不閉戶。

父親十三歲時，就被祖父送去省城上中學，一路從船舶駕駛專業畢業，以後闖蕩社會。在三十年船長、四十年職業生涯中，出版過船舶駕駛專著，發表過一次次駕駛生涯中排險排難的詳情記事、學術著述和譯作，他的肖像和英姿也上過書刊、畫報，當過大外宣畫冊的封面人物，接受過媒體的專訪，退休後又登上大學講壇，執教鞭授課講學。

然而，直到離開這個世界時，父親再也沒有回過自己的故鄉。只是到了晚年，他的總角之交、上海輪渡公司總工程師吳厚德來我家，聊及故鄉南閘時，兩名老年弟兄竟然都是淚眼婆娑。

我是去上海上小學前離開南閘故鄉的，那是父親傾盡十年積蓄，在原故居舊址重建的二層小洋樓，居水泥拉毛圍牆之中，十分亮眼。西南聯大畢業的慈母在小洋樓教我背李白的「床前明月光」，以及與何湘雲小兒子阿富及當地潤土們經圍牆大門竄進奔出，在大院裡裡外外玩耍，成為我此生記憶的起點。

我的求學進程不幸被荒誕的時代中斷，當了十餘年苦力後，總算再就學進了野雞大學，憑藉學會的幾句洋涇濱日本話，就陰差陽錯地走上中國對外貿易的大舞台。

作為一名跑龍套，在二十餘年的繁忙商務活動中，有機會重返故鄉。阿富陪我在南閘小洋樓上上下下走了個遍，站在圍牆中的大院，重溫半個世紀前難忘的童趣。老街上的小酒肆早已蕩然無存，在一家超市前，他斬釘截鐵地稱：「它的前身就是你家的糟坊。」還滔滔不絕地描述發生在祖父身上，那個早已遠去的故事。

二○○八年移民美國前，我特意去了一次南閘。我從小洋樓大院中捧回一瓶鄉土，去老街糟坊原址的超市請回一瓶琥珀色的黑杜酒帶到美國，十八年來陪伴我從密州蘭辛、俄州辛辛那堤、加州佛萊斯諾轉輾來到洛杉磯，被恭恭敬敬地擺放在家中客廳的璧爐上方。

與余光中先生的基因裡滿滿的鄉愁不同，我則是難以割捨的鄉戀，能征服這鄉戀的聖物，正是從故居大院捧來的鄉土，還有從南閘老街糟坊舊址超市請來的南閘黑杜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