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思恩師

緣分往往是從天而降的，就像久旱逢甘雨，也如酷暑遇清風。我與恩師鄭克魯的緣分，似乎就是如此。

上世紀八○年代初，我從上海師大畢業後留校，擔任教育雜誌的編輯。記得是一九八七年的一天，編輯部新來了一位翻譯朱碧恆老師，她年近半百，嫻雅低調，一開口，馬上領略到她的見多識廣。六○年代初，她從上海外國語學院畢業後就被分配至北京，在新華社任翻譯十八年，還出版了譯著。

數日後得知，朱老師的夫婿就是本校文研所引進的法國文學專家鄭克魯，而其曾祖父鄭觀應則是晚清大名鼎鼎的啟蒙思想家，所撰的「盛世危言」堪稱一部富國強民的變法大典，對「戊戌變法」起到了先導作用，影響了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毛澤東等偉人。

每當在校園碰到他倆時，魁梧的鄭先生總愛問我在看什麼書。他學識淵博，有問必答，毫無架子。那時起，我與他們結下了深厚的情誼，鄭先生也成了我的恩師。

鄭先生出生於澳門，因其父在海關工作，常換地方。他先在海口讀了兩年小學，隨父轉至上海，一直念到華東師大一附中畢業，考取了北京大學法語專業。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攻讀研究生，師從著名作家、翻譯家李健吾，畢業後留在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

朱老師打小習慣了江南的濕潤，很不適應北方的乾燥，一直想返滬。於是，上世紀八○年代中期，他們有了機會離京，先落腳武漢。在擔任武漢大學法語系系主任前，恩師先去法國訪學兩年。這次，他們終於回到了闊別數十載的申城，夢想成真。

有一天晚上，他們伉儷帶我出席一個出版界朋友的聚會，使我大開眼界。回家的路上，儒雅的恩師關照我，說老待在象牙塔裡不行，要廣交文化界朋友。他可是一名大學者，無微不至地關心一個助教的成長，使我受寵若驚。

我不只一次聽他們提起五叔公鄭景康—鄭觀應的幼子。一九四九年開國大典時，天安門城樓正中懸掛的毛澤東像，就是出自鄭景康之手。

他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為蔣中正、毛澤東拍攝了肖像照片的攝影家，他還為周恩來、梅蘭芳、老舍等名人拍攝肖像，對用光、構圖十分考究，作品已達形神兼備的境界，是中國新聞攝影事業的開創人之一，果真是將門出虎子。在京城，他們和五叔公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直到他一九七八年去世，讓老人家有了親情的歸宿。

自從我一九九○年飄洋過海後，與恩師的交往少了。直到近年微信的興起，我又與他們密切聯繫上，他還拉我進了「鄭門一家親」微信群，與一百多師友交流，對恩師有了更多了解。他先後擔任上海師大文研所所長、中文系系主任，榮膺法國政府頒發的「國家一級教育勳章」，因出色翻譯「第二性」被授予「傅雷翻譯出版獎」。

近年，我每次回上海省親，都會去母校拜訪他們。恩師雖已退休，仍筆耕不輟，二老每天都泡在校園裡，早晨到十一樓辦公，午飯在教工餐廳解決，下午繼續翻譯，直到傍晚回家，一天工作六小時左右。他們每天攜手併肩，拖著拉桿箱進出，已成了校園的一道獨特風景。

恩師常感慨時間太寶貴了，要把精力放在真正的經典上。我勸他要注意身體，他心平氣和地說：「我會譯到不能再譯了，生命就是要給世界留下東西。」

二○一八年四月，是恩師的大喜日子，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三十八卷「鄭克魯文集」。上海師大特別舉辦研討會，我因拍片未能趕回國共襄盛舉，但在群內看到了報導。

恩師「傾一生，為一事」，譯作影響了幾代人，作品耳熟能詳，如「基督山恩仇記」、「茶花女」、「悲慘世界」等。他的學術造詣同樣令人嘆為觀止，主編的「外國文學史」、「法國文學史」已成經典教材。

他出版的文字數量超乎想像，恰如他的第一個博士生朱振武兄所寫：「一杯清水一盞燈，縱橫譯壇大半生。三十八卷神鬼泣，四千萬字眾生驚。才曉名邸是克魯，又悉望族乃觀應。但能文心托明月，何曾冷淡似野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