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去的車窗

一九六九年秋冬時節，我在農村當「知青」，被生產隊派出去當「民工」。我和村裡六、七個老鄉一起，拉著架子車，帶著工具、糧食和個人行李，來到秦嶺山裡一個叫「楊家灣」的小火車站，幹了三個月的民工，給火車站蓋一所新房子。

那是「文革」最慘烈的年代，不僅經濟上遭到了巨大破壞，群眾缺吃少穿，政治形勢也相當嚴峻，邊境上剛剛在珍寶島打了一仗，戰爭隨時可能爆發，社會上風聲鶴唳，時不時就有身邊的人被不清不楚地抓走。又由於漸漸進入冬天，一天天冷起來，山區的自然環境也相當嚴酷。秦嶺山的秋色其實很美，但當時的我根本沒有心情欣賞。

鐵路本來是現代文明的產物，但深山小站的環境相當閉塞，鐵路工作人員只有六、七個人，基本上沒有什麼旅客在此上下車。四周的大山層層疊疊遮擋了視線，只有那兩條遠去的鐵軌，以及每天來來往往的火車，帶來了碎片化的山外文明資訊。

我做的是建築小工，就是民工，城裡人是不幹這種活兒的，就是為蓋房子的師傅搬磚、和水泥、洗石灰、幹雜活……。

民工，實為社會最底層的人群，和今天建築工地的「農民工」差不多，甚至還不如。起碼現在的「農民工」是自己選擇、自主決定、自己掙錢，自由流動的，只要有活兒幹就能吃飽肚子。而我們那時候是由生產隊統一組織的，我們沒有進工廠流水線打工的可能，那都是城裡人才能幹的活兒，我們只能幹露天工程，比如修水庫、修公路、建築工地什麼的。

當民工相當苦，寒風呼嘯，幾乎天天吃不飽飯，常常餓得前胸貼著後脊梁，真正的饑寒交迫。我在這裡的三個月，也曾發生過不少故事，只講一件記憶最深的吧。

那是一個寒冷的日子，我生病發高燒，非常虛弱。傍晚時分收工了，暮色中我拖著病弱的身體，獨自在月台上。一列客車剛起步，緩緩駛過我的面前，車廂依次是：硬座車、硬臥車、餐車、軟臥車……。

忽然，我看見軟臥車廂的一個車窗內，精美豪華的吊燈下，三男一女在打撲克，車廂裡一定很溫暖，他們只穿著薄薄的毛背心，繡花的窗簾擋不住他們開心的大笑，向窗外氤氳飄來。窗外的我發著高燒面黃肌瘦，凍得瑟瑟發抖，身上裹著一件破棉襖，腰裡纏著一條草繩子。車廂內外，只隔著一層玻璃窗，這麼近，又那麼遠。裡面的生活我並不陌生，那是我童年和少年生活的記憶。

列車愈開愈快漸漸遠去，望著遠去的列車，我最深的刺激是：難道我一輩子就這樣度過？真的要遠離現代文明，紮根農村一輩子嗎？以前讀過的美好的文學作品，為什麼跟現實反差這麼大？

當時我們知青最大的痛苦不是生活的艱辛，也不是勞動的繁重，而是沒有前途的迷茫，不知道未來在哪裡。那是「文革」最慘烈的時期，也是我人生的最低潮。

許多年過去了，我始終沒有忘記那個遠去的車窗，它就像一支文明的燭火，在黑暗的年代裡照亮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