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院附中(下)

附中理科課程的教與學，都相對弱一些，雖然使用的課本與普通高中一樣，但是課時和學習要求還是有差異。盡管如此，我們的老師教學態度認真嚴謹，附中也不乏理科教學高師。比如，化學老師賈先生，我好像沒有見過他拿著教案教具之類來上課，就是手裡夾著幾根粉筆上講台就開講，一堂課下來，黑板寫滿了又擦掉，再接著邊講邊寫邊擦。我雖然不喜歡化學課，但是對賈先生著實很佩服。

我們的體育課、晨練、課間操和舉行運動會，都在西院操場。附中學生有單獨的食堂和宿舍樓，除了醫務室，我們和大學部無任何交集。也許因為高中學生是少年和青年的「結合體」，附中學生不會像大學生那麼文雅安靜。有一次晚自習後，我去張泰金老師宿舍交作業本，老師似嗔非嗔地說：「怎麼你們整個宿舍樓都發出嗡嗡的吵鬧聲？」這恐怕是有代表性的指責吧，中學生真的挺鬧騰的。

在外院校園內學習約一年多後，附中搬遷到城裡，校址在和平門附近，聽說是民國時期的國立師範大學舊址。新校園沒有大操場，兩層的教學樓顯得有點滄桑又詩意：一面是開放的樓道，另一面是明亮寬敞的教室。我們的教室在二樓，課間趴在欄杆俯瞰樓下的花園，感覺頗有小資情調。

新校址離家很近，我搬回家住，又回到熟悉的北京四合院生活。那個年代百姓生活安全而平靜，很多四合院合住幾家人，只有晚上才用門槓拴牢院門。

北外附中階段的北京生活，留在記憶中的事情很多，有些事情我覺得以現在眼光和情勢看，似乎「單純得不可思議」，其中之一是「巧遇」周恩來總理。

一天午飯後我去上學，穿過橫兩條胡同走到長安大街準備過馬路，發現馬路兩側站著很多人，我不明就裡想擠過去，一個工作人員模樣的人攔住我：「同學，請稍等一下再過馬路。」話音剛落，只見一輛敞篷吉普車開過來，右側站立著周恩來總理，旁邊那位是個滿臉濃密落腮鬍子的外國人。我脫口喊「周總理，周總理」，沒有人阻止我。幾輛車很快開過去，歡迎群眾遂有序散去，沒有嚴格的維安措施，沒有警察，百姓反應熱情而自然，毫無造作表演意味。

附中搬遷到市裡後，我們會參加一些群眾活動，比如十月一日晚上天安門廣場群眾聯歡會。一次，我們班排練舞蹈「蘇沃洛夫軍校舞」，準備在廣場聯歡會上演出，需要五頂男生戴的「大沿帽」。得知北京一零一中學男生校服的帽子正符合要求，我們找到他們聯歡隊伍說明來意，雙方從未謀面，素不相識，但是他們當即讓五個男生把帽子摘下給我們，沒有任何交涉手續。表演結束後，我們到他們的場地如數奉還，說一聲「謝謝」就各自歸隊，事情就這麼簡單地完美解決。

回想此事時，我總禁不住感嘆：那時候，人與人之間、人與公務人員的互相信任和坦誠相助，多麼難能可貴。這些事情都發生在難忘的北外附中生活中。

在新校址學習一年多後，我們中學畢業。結業的英語考試很正式，尤其是口語考試，主考人是陳琳教授，我們對陳教授並不陌生，因為他有時會來附中指導教學。口試分數評定後，頒布直升外語學院英語本科名單，我有幸在其中。

我從未認真想過以英語作為專業，遂向班主任提出我想放棄直升機會，申請參加高考。張先生沒有答覆可否，而是給我分析具體情況：除了英語科目的強項外，我的理科成績實難與普通中學畢業生競爭，另外我必須徵得家長同意他才考慮。

張先生一番話啟發了我的自知之明：我雖然忝列畢業生銀質獎得主名單，實際學習成績並不優秀，遑論數理化科目水平之低。我自忖難過高考關卡，擔心放棄這個機會可能無緣入門大學，無顏面對母親，遂決定回到外語學院學習。我向張先生提出收回我的高考申請，他笑答這才是符合實際的選擇。

就此我離開附中，結束中學階段生活，踏進另一個未知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