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瘋子同行

二○○六年，女兒剛進普林斯頓大學，年輕的她，覺得大學只是人生的某個起點，既然完成了「該完成的事」，那是不是也該為世界做點什麼？思考許久後，她建議我們家在中國大陸捐一所希望小學。

這想法讓我們驚訝也感動，她主動關注華人教育，自然全力支持，於是開始打聽各種可能的捐助管道。就在這時，有朋友遞給我一張王建煊先生多年前在洛杉磯傳道時留下的名片。王先生曾當選亞洲最被信任的財政部長，也是名揚海內外的社會活動家，我戰戰兢兢地撥打名片上的電話，沒想到這一通越洋電話，連起了一段改變我們人生的因緣。

王先生了解我女兒的想法後，當即邀請她那年暑假就去中國行動。他建議女兒組織一支志願團隊，到浙江平湖的新華高中舉辦英語夏令營。女兒興奮地號召同儕，短短幾周內，集合了來自哈佛、耶魯、普林斯頓與達特茅斯等常春藤名校的二十五位學生，開啟第一次的「全球愛心計畫」（Global Compassion Project）。

我不放心，便決定與她先行前往，提前一周到達新華高中，協助王先生和團隊準備。這一周內，我看見了將理想化為現實的艱辛：年輕人沒經驗，二十五個人坐了二十四個不同班機，光接機就讓主辦方人仰馬翻；再加上安排住宿、教材、活動流程……。

活動開始後，我原以為可以鬆一口氣，沒想到真正的挑戰才開始。這群在美國長大的學生，對於收費辦營隊產生了質疑：「我們不是來濟貧的嗎？為什麼參加的學生要付費？」他們質疑學校動機，批評主辦單位收費矛盾了「救助」的初衷。

王先生得知後，毫不猶豫，立刻全額退費，英語營隊改為免費。他更親自安排這些金髮碧眼的年輕人，走入真正的中國農村，探訪貧困地區。這些來自象牙塔的孩子，第一次真實地面對「貧窮」，不再是數據，不再是新聞，而是血肉之軀，是眼前黝黑又燦爛的笑容。

七周的夏令營結束後，沒有收入只有開銷，造成學校財務透支，但王先生在會議上堅定表示：「這個虧損我負責，我賣房子也墊得起。」這句話成為我與女兒堅持下去的理由。我們原想從此打住，但聽見這句話，像被打了緊箍咒，只能繼續前行。於是「全球愛心計畫」辦了第二年、第三年……，多年來，女兒每年暑假都帶著年輕人回到中國。

與此同時，我們在洛杉磯發起推廣王先生創立的另一個計畫：「撿回珍珠計畫」。在中國許多偏遠地區，初中後的教育並不免費，貧寒子弟常常因交不起高中學費，被迫放棄學業。王先生稱他們為「被丟進垃圾桶的珍珠」，希望我們「一一撿回來」。

起初，計畫資助兩位學生，第二年是四位，到我們認識王先生的那年，已可招收八位「珍珠生」。我曾天真地說：「太棒了，明年我們招十六位。」王先生與義工們相視而笑：「十六位，要多少錢啊？」但老天似乎聽見了，隔年「珍珠計畫」招收了一百六十位學生，是前一年的二十倍。

這奇蹟來自於兩個轉折：一是各地政府被這位古稀老人感動，開始響應，允許優質的貧寒學生留在當地就學，政府補助學費與住宿，贊助者只需支應生活與雜費；二是美國義工們將計畫製作成光碟、簡章，四處發送。王先生的名聲與誠信感動了無數人，許多捐款者不問細節，直接資助；有人聽說五萬美金可以資助五十個初中學生讀完三年高中，當場解囊。

我做為洛杉磯的義工代表，也見證了許多真摯動人的故事。有位老婦人將退休金全數捐出，王先生卻交待我堅持退回：「讓子女知道心裡會不愉快，以後老來生活就辛苦了。」一位捐款者未即時收到回覆，焦急痛罵，王先生交待我禮貌地把錢退回：「心中不喜悅的捐款，沒有意義。」

幾年的共事，王先生從不為己。在他接任監察院長後，因公務不便再與我們頻繁聯絡，這段同工的旅程也漸漸畫下句點。

二○一八年春，王先生再度來洛杉磯，我們爭取接待他，王先生夫婦堅持不住主臥，寧可睡沙發，讓我們大為驚愕。隨後的五十四天，他講了一百零五場演講，推廣他「愛人如命」的信念。有次聚會後，他累得快站不住，卻仍笑著對我九十四歲的母親說：「若我九十四歲時還這麼健康，我再來講一百場。」

王先生鍾愛的夫人蘇老師當時身體已差，記憶力逐漸衰退，但他們依然牽手同行。蘇老師沒有胃口幾乎不吃飯，但王先生總細心溫柔地逗她：「再多吃這一口，多吃點。」我知道，他的慈悲，不只留給貧者，也給了身旁的她。

返台前，王先生留下一千元美金紅包作謝禮，我實在不好意思收下。他說：「不取分毫很好，但該感謝的，就該有表達。」我再次學會一課：愛不是空談，是細節裡的周到與堅持。

多年後，女兒再去拜訪王先生，他依然笑著教誨，依然堅信教育的力量。他說：「那些你幫助過的孩子，未來有人成為將軍，有人發明疫苗。當他們在按下關鍵按鈕的瞬間，記得當年有人曾經無條件地愛過他，他的手，會更溫柔；他的心，會更柔軟。」這些話，烙印在我心裡，經年不退。

世界太大，災難太多，我們無力改變全貌。但像王先生、蘇老師那樣散盡家財，一心只為窮人而活的「瘋子」，用自己的餘生照亮他人。他們不是蠟燭，而是手中高舉的火炬，在人世黑夜裡帶來一點光、一絲暖。

我曾經與這樣的瘋子同行，我很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