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屬集中營

相信像我這樣，被關過家屬集中營的人並不多，但這也是我這一生中難忘的一個經歷。

我原來是馬來西亞華僑，一九五○年，我父親是麻坡「永復興公司」在芭莪鎮（Pagoh）橡膠園裡兩百多位工人的負責人。因為涉嫌援助馬共，在當年「緊急法令」下，兩百多人連父親，一起於一九五○年六月某一個夜晚全部被武裝軍隊抓捕；在麻坡警察局關押審訊一段時間後，轉送到了新山拘留集中營（Detention Camp of Johore Bahru），直至一九五二年被驅逐出境。

父親一案牽連全家，我家三兄弟人，連妹妹和母親共五人，在父親被驅逐前的一九五一年，被麻坡福利部領導人鄭振旺先生用羅里車（lori）即運貨卡車，從麻坡送到雪蘭莪巴生（Selangor Port Klang）附近的毛立（Morib town）家屬集中營關押。直至一九五二年七、八月後，在巴生港口與被驅逐人員會合一起，乘輪船回中國廣州口岸。

集中營管理很嚴，四周有圍牆和鐵絲網，只有一個大門出入，有荷槍實彈的武裝守門和定時巡邏。不過，每天有人給我們送伙食，早餐送咖啡烏（有糖沒奶的咖啡）和羅迪（loti，即長條方麵包），中午飯有時很可口，有咖哩雞肉等，晚飯也差不多；每個家庭派一個代表按時去排隊領取。

家屬集中營的孩子，每天下午可以到海邊玩、游泳、挖蛤蜊和撿拾各種很漂亮的貝殼。我敢到海裡去游泳，提高泳術，也是在那段期間訓練出來的；還有，我流利的英語會話，也是因為曾在家屬集中營而獲益匪淺。

那附近有一間尼姑庵，每天很多剃光頭的尼姑，常常在下午成群結隊來到海灘曬太陽、游泳和嬉戲；她們有導師帶領，碰到我們同在沙灘上時，她們會主動同我們孩子們打招呼，交談做朋友，打成一片。她們與我們講故事，一起挖蛤蜊、拾貝殼、打水戰嬉戲。當然，家屬集中營也有很多同齡的小朋友，我們也是一群群，我們有時在沙灘上壘起石頭，用火柴點火，把蛤蜊、蝦或螃蟹燒烤來吃。

毛立的海邊真美，藍色的海水，又長又寬的沙灘一望無際，岸邊的高大松樹被海風一吹，大有「萬里松濤」之聲勢，和海浪拍岸的鳴響交織在一起，簡直是大自然的奏鳴曲。那幾個月的海邊生活，讓我深深地愛上了毛立的海灘。

家屬集中營的人員來自四面八方，華人都住在一起，當然都是婦女和未成年的孩子，也有印度和印尼人，她們住在另外的房子，房子都是大通房，廁所和洗澡地方分開。沒有成年男人，管理起來容易。不過，婦孺住一起接觸多了，往往也有摩擦，會發生糾紛、吵架，甚至打架。有一次幾個年輕婦女不知為何打起架來，轟動了整個集中營。

集中營對我們還是很優待的，每個月都讓我們到附近的一個Banting鎮上購買東西；我母親給我買衣服，在我被釋放回麻坡時，母親還買了一個輕便的藍色旅行袋給我。

那時五○年代，塑料剛剛發明生產，質量不穩定，熱天氣往往能融掉塑料，我那個旅行袋回到麻坡就壞了；另外一條中間有紅線、透明的塑料日本腰帶，也是沒用幾次就壞了。這些小事都是當年的回憶。

當年我能留下來，過程也很曲折。在即將下船被驅逐的千鈞一髮發之際，英國當局批准留下的文件抵達，我才免被驅逐。因為我是麻坡英校四年級學生，早就與父母分開，不住在一起。在關押期間，學校老師和親友紛紛求情，在多方協助之下，終於得到政府有關當局批准留下來，我的人生旅程也就從那時開始走上完全不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