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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肥中的饑餓回憶(上)

不是學年輕人,為了身材而減肥;因為「三高」,我也不得不減肥了,每天只吃兩頓飯,每頓飯也只吃七、八分飽,活動量少,倒也沒有無法忍受的饑餓感。自然而然地,不由回憶起年輕時經歷的饑餓時代,那些永難忘懷的生活圖景。

我成長於中國大陸的六、七○年代,那時幾乎所有物資都短缺,需要憑票購買。而民以之為天,靠以填飽肚子的食物,幾乎全憑票證控制供應:糧票、油票、肉票、魚票、蛋票(新鮮雞蛋排隊買不到時,只能買蛋粉)、家禽票、糖票(糖票不夠時,只能買糖精)、豆製品票(買豆腐、豆乾等)、糕餅票,乃至嬰兒奶粉票、奶糕票。另外控制之上再加控制,如大米每月一個人頭只能買數斤,餘下則只能買粗糙的秈米。

節日期間購買糯米也有嚴格限制,按家庭人數分為大戶(五口人以上)和小戶(四口人以下),每戶的購買數量被限定,而且都要憑糧票。葵花籽、長生果、粉絲等,都叫年貨,過年時按大戶小戶,限量供應。似乎只有鹽和醬油敞開供應,可誰又能靠吃鹽跟醬油填飽肚子?

即使憑票,想買質量好點的,仍得起早去菜場排隊。我父親排隊成精了,可一人排兩個隊,一隊他自己人站,另隊菜籃占位。當然菜籃常常不翼而飛,破舊的,被踢走了,新點的,則被人順手牽羊了。

過年時排隊尤為緊張。為了買到大黃魚和未經過冷凍的新鮮熱氣肉,因為我家距滬上最大菜場--四馬路菜場近,我姨媽頭天晚上就帶著表姊到我家睡地鋪,然後清晨兩點起床去菜場門口排隊。寒冬颼颼冷風地裡要站四個小時,到早上六點開秤才能進入菜場,接著挨個兒排上去。等到排到攤子如願買上,心中猶如中獎似的高興;有時排隊輪到了,想買的卻已賣光,只好第二天更起早點去排隊,簡直是不屈不撓。

配給糧食不夠吃,是最令人受罪的。在故鄉上海,一個男重體力工人,每月定糧四十到四十五市斤,輕體力三十二市斤;成年女子上班是二十九市斤,家庭婦女不上班(工作機會少,多數女子無班可上)則僅二十五市斤。小孩根據年齡有不同標準之定量配給,如嬰兒到一歲是七市斤。

六○年代前,家庭婦女也是二十九市斤,到六○年代減至二十五市斤。我親眼看到三號阿婆被里弄幹部天天上門做思想工作,要把阿婆定糧從二十九市斤減到二十五市斤,阿婆哭天抹淚,拒絕、哀求,都無濟於事,最後扛不住幹部天天上門,不得不點頭減到二十五市斤。

現在,我每月二十磅一袋米也吃不了,可那時肚子空空,油水不足,全靠糧食,所以這點定糧根本就無法吃飽。那時,每月二十五日可以提前購買下個月的糧食,因為我家有一兄三弟四個男孩,其中三個青少年,尤其費糧;所以我們家總是等到那一天,趕快去買來下月的糧食,否則就揭不開鍋了。月月如此,寅吃卯糧。

更慘的是,每人定量還必須搭配百分之六十的麵粉。吃慣米的上海人吃麵粉猶覺吃不飽,加之那時麵粉質量差,不僅色黑,且不出數。為了控制肚子,不吃豁遍(滬語,意義廣泛,此指提前吃光),家家都用一桿秤來限定每頓數量。似我家,一家八口人,午飯和晚飯,每頓都只能秤兩市斤:如中午兩斤麵粉吃菜湯麵疙瘩,晚上兩斤麵粉做饅頭。

我姊姊發麵做饅頭時,兩斤麵粉可做出將近四十個小饅頭,再按各人年齡與體力,以及大人照顧小孩的原則分配,如我父親分得六個,我可得到四個。

六○年代初,我剛剛十歲,對生活有了一些理解。有一天,我突然想到長夜值班的父親肯定會很餓,就省下兩個饅頭悄悄給父親送去,謊稱是分剩下母親讓送來的。自然,那夜我更饑腸轆轆,惡夢連連,睡不安穩。

不過有時我也很厚臉皮:母親餵周歲小弟吃奶糕(硬糕狀甜米粉;加水,小火調成糊狀)時,我耐心等候在一邊。母親餵畢放下小小奶糕鍋,我趕緊搶到手裡,連刮帶舔,享用那層焦糊的鍋底,解饞帶解饑,一舉而兩得。

小弟之上的兩個弟弟,正在長身體,又調皮好動,肚中之食自然消化得更快,因此總是還沒到吃飯的鐘點,兩個弟弟就雙雙在飯桌旁又跳腳又哭叫著:「肚皮餓煞了,肚皮餓煞了!」真正慘不忍聞。

蔬菜也不是敞開供應的,得憑菜卡限量供應。菜場營業員秤罷菜,就在菜卡上做減法,邊秤邊畫數,排隊等候的時間往往長得令人心焦。

一九六七年冬,文化大革命還鬧得如火如荼,學生不必上課,我代臥病的母親早起排隊買菜。那時倒不用菜卡了,為了能多買連黃葉在內、鬆鬆半籃光景的兩毛錢青菜,清晨四點,我把十一歲的二弟催起床,姊弟倆在冷風刺骨的菜場門口排到六點鐘菜場開門,繼續往裡排一個多小時,兩人才可買到四毛錢青菜。自然不夠吃,大人讓小孩,父母常常蘸著醬油下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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