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肥中的饑餓回憶(上)

不是學年輕人，為了身材而減肥；因為「三高」，我也不得不減肥了，每天只吃兩頓飯，每頓飯也只吃七、八分飽，活動量少，倒也沒有無法忍受的饑餓感。自然而然地，不由回憶起年輕時經歷的饑餓時代，那些永難忘懷的生活圖景。

我成長於中國大陸的六、七○年代，那時幾乎所有物資都短缺，需要憑票購買。而民以之為天，靠以填飽肚子的食物，幾乎全憑票證控制供應：糧票、油票、肉票、魚票、蛋票（新鮮雞蛋排隊買不到時，只能買蛋粉）、家禽票、糖票（糖票不夠時，只能買糖精）、豆製品票（買豆腐、豆乾等）、糕餅票，乃至嬰兒奶粉票、奶糕票。另外控制之上再加控制，如大米每月一個人頭只能買數斤，餘下則只能買粗糙的秈米。

節日期間購買糯米也有嚴格限制，按家庭人數分為大戶（五口人以上）和小戶（四口人以下），每戶的購買數量被限定，而且都要憑糧票。葵花籽、長生果、粉絲等，都叫年貨，過年時按大戶小戶，限量供應。似乎只有鹽和醬油敞開供應，可誰又能靠吃鹽跟醬油填飽肚子？

即使憑票，想買質量好點的，仍得起早去菜場排隊。我父親排隊成精了，可一人排兩個隊，一隊他自己人站，另隊菜籃占位。當然菜籃常常不翼而飛，破舊的，被踢走了，新點的，則被人順手牽羊了。

過年時排隊尤為緊張。為了買到大黃魚和未經過冷凍的新鮮熱氣肉，因為我家距滬上最大菜場--四馬路菜場近，我姨媽頭天晚上就帶著表姊到我家睡地鋪，然後清晨兩點起床去菜場門口排隊。寒冬颼颼冷風地裡要站四個小時，到早上六點開秤才能進入菜場，接著挨個兒排上去。等到排到攤子如願買上，心中猶如中獎似的高興；有時排隊輪到了，想買的卻已賣光，只好第二天更起早點去排隊，簡直是不屈不撓。

配給糧食不夠吃，是最令人受罪的。在故鄉上海，一個男重體力工人，每月定糧四十到四十五市斤，輕體力三十二市斤；成年女子上班是二十九市斤，家庭婦女不上班（工作機會少，多數女子無班可上）則僅二十五市斤。小孩根據年齡有不同標準之定量配給，如嬰兒到一歲是七市斤。

六○年代前，家庭婦女也是二十九市斤，到六○年代減至二十五市斤。我親眼看到三號阿婆被里弄幹部天天上門做思想工作，要把阿婆定糧從二十九市斤減到二十五市斤，阿婆哭天抹淚，拒絕、哀求，都無濟於事，最後扛不住幹部天天上門，不得不點頭減到二十五市斤。

現在，我每月二十磅一袋米也吃不了，可那時肚子空空，油水不足，全靠糧食，所以這點定糧根本就無法吃飽。那時，每月二十五日可以提前購買下個月的糧食，因為我家有一兄三弟四個男孩，其中三個青少年，尤其費糧；所以我們家總是等到那一天，趕快去買來下月的糧食，否則就揭不開鍋了。月月如此，寅吃卯糧。

更慘的是，每人定量還必須搭配百分之六十的麵粉。吃慣米的上海人吃麵粉猶覺吃不飽，加之那時麵粉質量差，不僅色黑，且不出數。為了控制肚子，不吃豁遍（滬語，意義廣泛，此指提前吃光），家家都用一桿秤來限定每頓數量。似我家，一家八口人，午飯和晚飯，每頓都只能秤兩市斤：如中午兩斤麵粉吃菜湯麵疙瘩，晚上兩斤麵粉做饅頭。

我姊姊發麵做饅頭時，兩斤麵粉可做出將近四十個小饅頭，再按各人年齡與體力，以及大人照顧小孩的原則分配，如我父親分得六個，我可得到四個。

六○年代初，我剛剛十歲，對生活有了一些理解。有一天，我突然想到長夜值班的父親肯定會很餓，就省下兩個饅頭悄悄給父親送去，謊稱是分剩下母親讓送來的。自然，那夜我更饑腸轆轆，惡夢連連，睡不安穩。

不過有時我也很厚臉皮：母親餵周歲小弟吃奶糕（硬糕狀甜米粉；加水，小火調成糊狀）時，我耐心等候在一邊。母親餵畢放下小小奶糕鍋，我趕緊搶到手裡，連刮帶舔，享用那層焦糊的鍋底，解饞帶解饑，一舉而兩得。

小弟之上的兩個弟弟，正在長身體，又調皮好動，肚中之食自然消化得更快，因此總是還沒到吃飯的鐘點，兩個弟弟就雙雙在飯桌旁又跳腳又哭叫著：「肚皮餓煞了，肚皮餓煞了！」真正慘不忍聞。

蔬菜也不是敞開供應的，得憑菜卡限量供應。菜場營業員秤罷菜，就在菜卡上做減法，邊秤邊畫數，排隊等候的時間往往長得令人心焦。

一九六七年冬，文化大革命還鬧得如火如荼，學生不必上課，我代臥病的母親早起排隊買菜。那時倒不用菜卡了，為了能多買連黃葉在內、鬆鬆半籃光景的兩毛錢青菜，清晨四點，我把十一歲的二弟催起床，姊弟倆在冷風刺骨的菜場門口排到六點鐘菜場開門，繼續往裡排一個多小時，兩人才可買到四毛錢青菜。自然不夠吃，大人讓小孩，父母常常蘸著醬油下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