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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與抗日

父親黃埔六期,畢業時正逢日寇侵華,我也在那時出生。因父親長年在外征戰,很少回家,因此我難得見上他一面,對他的印象非常依稀,加上我年紀又太小,有關他的一些事,我當時完全不知道,都是事後聽來的。

父親在抗日戰爭中兩次受傷,第一次是輕傷,第二次是重傷。輕傷那次,是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他是中校營長,他那一營在南京保衛戰中已經死傷逾半,他率領殘餘的數十人,由南京渡過長江撤退到對岸的浦口。他們向漁民徵用了一艘小船,在將抵浦口岸邊時,遭到日軍一艘炮艇上的機關槍掃射,小船上當即有五人中彈陣亡,好幾人受傷;父親是受傷者之一,子彈由左肩胛射入,後肩胛穿出。

幸好那時已到岸邊,小船慌忙靠岸,父親由兩個未受傷的士兵攙扶上岸。由於那只算輕傷,在當時醫院傷患爆滿,醫護人員和醫藥器材均不足的情形下,僅由隨隊的醫護兵敷了些藥,簡單包紮了一下,之後隔幾天換一次藥,於一個多月後痊癒了,前肩及後肩各留了一個疤痕。

他撤退到浦口的次日,就發生了慘無人道的南京大屠殺。

第二次是重傷,是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第三次長沙會戰。那時他已升為上校團長,激戰中他在最前線指揮,被一顆子彈由左邊胸腹之間射入,如果再向上兩寸,便射到心臟了。

他受傷後,長沙會戰也結束,部隊撤退到衡陽,他住進了軍醫院。一顆子彈仍在他體內,經照X光,子彈卡在兩根肋骨之間。以當時的醫療技術,加上戰地軍醫院設備不足,與醫藥缺乏的情形下,子彈無法取出,沒有辦法,只好仍住在醫院裡。

他的病房在樓上,有一天,他突然聽到醫院的人員在樓下叫他:「委員長的電話。」那時全院只有一具電話,樓梯極其簡陋,兩邊無扶手,一格一格能看到地面的那種。他一聽是委員長來的電話,慌忙起身下樓,卻不慎在樓梯半途跌倒,滾到了樓梯下。卻不料這一趺,再照X光,子彈移位了,可以取出來了。真是託委員長之福啊!

從這件事,也可看出委員長對部屬的關懷。日理萬機的委員長,能對一個團長的受傷打電話關懷,官兵的士氣自然會高昂的。父親傷癒後,更被提升為少將,但職務仍是團長。

父親後來入陸軍大學深造,抗戰勝利後,他先後任天津大沽口要塞司令、上海市港口司令,他在大陸的最後一個職務是淞滬警備副司令。大陸情況吃緊,他讓我們的家人先到廈門,然後到台灣,他自己則在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搭上海撤退的最後一班船到了台灣。

父親的岳父是一位上將,但他沒有到台灣而留在上海。父親有了這個「投匪」的岳父,在白色恐怖時代,再也別想升官了,最後以少將副軍長之職退役。

我原籍湖北,與我們是同鄉、也是父親的好友、比父親高一期的彭孟緝,在父親任天津大沽口要塞司令時,他是高雄要塞司今,以當時天津大沽口的重要性,是遠勝於高雄的。而後來彭孟輯升到四星上將,父親卻在少將階上停留了二十五年,仍以少將階退役。

我曾聽人說過一句俗語:「人比人,氣死人」,這句話用在父親的身上,真是太恰當不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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