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與抗日

父親黃埔六期，畢業時正逢日寇侵華，我也在那時出生。因父親長年在外征戰，很少回家，因此我難得見上他一面，對他的印象非常依稀，加上我年紀又太小，有關他的一些事，我當時完全不知道，都是事後聽來的。

父親在抗日戰爭中兩次受傷，第一次是輕傷，第二次是重傷。輕傷那次，是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他是中校營長，他那一營在南京保衛戰中已經死傷逾半，他率領殘餘的數十人，由南京渡過長江撤退到對岸的浦口。他們向漁民徵用了一艘小船，在將抵浦口岸邊時，遭到日軍一艘炮艇上的機關槍掃射，小船上當即有五人中彈陣亡，好幾人受傷；父親是受傷者之一，子彈由左肩胛射入，後肩胛穿出。

幸好那時已到岸邊，小船慌忙靠岸，父親由兩個未受傷的士兵攙扶上岸。由於那只算輕傷，在當時醫院傷患爆滿，醫護人員和醫藥器材均不足的情形下，僅由隨隊的醫護兵敷了些藥，簡單包紮了一下，之後隔幾天換一次藥，於一個多月後痊癒了，前肩及後肩各留了一個疤痕。

他撤退到浦口的次日，就發生了慘無人道的南京大屠殺。

第二次是重傷，是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第三次長沙會戰。那時他已升為上校團長，激戰中他在最前線指揮，被一顆子彈由左邊胸腹之間射入，如果再向上兩寸，便射到心臟了。

他受傷後，長沙會戰也結束，部隊撤退到衡陽，他住進了軍醫院。一顆子彈仍在他體內，經照X光，子彈卡在兩根肋骨之間。以當時的醫療技術，加上戰地軍醫院設備不足，與醫藥缺乏的情形下，子彈無法取出，沒有辦法，只好仍住在醫院裡。

他的病房在樓上，有一天，他突然聽到醫院的人員在樓下叫他：「委員長的電話。」那時全院只有一具電話，樓梯極其簡陋，兩邊無扶手，一格一格能看到地面的那種。他一聽是委員長來的電話，慌忙起身下樓，卻不慎在樓梯半途跌倒，滾到了樓梯下。卻不料這一趺，再照X光，子彈移位了，可以取出來了。真是託委員長之福啊！

從這件事，也可看出委員長對部屬的關懷。日理萬機的委員長，能對一個團長的受傷打電話關懷，官兵的士氣自然會高昂的。父親傷癒後，更被提升為少將，但職務仍是團長。

父親後來入陸軍大學深造，抗戰勝利後，他先後任天津大沽口要塞司令、上海市港口司令，他在大陸的最後一個職務是淞滬警備副司令。大陸情況吃緊，他讓我們的家人先到廈門，然後到台灣，他自己則在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搭上海撤退的最後一班船到了台灣。

父親的岳父是一位上將，但他沒有到台灣而留在上海。父親有了這個「投匪」的岳父，在白色恐怖時代，再也別想升官了，最後以少將副軍長之職退役。

我原籍湖北，與我們是同鄉、也是父親的好友、比父親高一期的彭孟緝，在父親任天津大沽口要塞司令時，他是高雄要塞司今，以當時天津大沽口的重要性，是遠勝於高雄的。而後來彭孟輯升到四星上將，父親卻在少將階上停留了二十五年，仍以少將階退役。

我曾聽人說過一句俗語：「人比人，氣死人」，這句話用在父親的身上，真是太恰當不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