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歡離合說家史

我從未見過我祖父，其實我爸也沒見過他父親。在文革後期的一九七二年，我上小學五年級時，我祖母從印尼回國，我才第一次見到她，也是唯一的一次與祖母相處，時間不足一個月。在我記憶裡，祖母就是個身著舊式旗袍、邁著碎步的慈祥老人。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祖母裹腳釋放後穿的「童鞋」，讓我非常好奇。

上世紀三○年代，民國時期的中國內外交困，百姓生活困苦。我祖母懷我父親時，我祖父從福清縣（現在福清市）去「南洋」謀生，我父親出生後沒幾年，我祖母也去到印尼，我父親就成了那個年代中國的「留守兒童」。

在我父親兄弟姊妹中，父親是出生中國的大哥，我的三個叔叔、兩個姑姑都在印尼出生。我父親二○一六年去世時，居住香港最小的四叔回福州參加我父親的葬禮，他們是親兄弟，出生在不同國家，年齡相差二十歲，而他倆出生後都未見過親生的父親。四○年代末，我祖父在印尼排華的暴亂中，喪命異國，魂斷他鄉，那時我祖母正懷著我四叔。

動盪的印尼，我祖母把希望寄望於家鄉，把二叔和四叔送回中國，她一個失去丈夫的小腳女人，身邊還留有三個幼小的兒女，在遠離故土的地方討生活之不易，可想而知。一九六五年，祖母又讓二姑回國求學，二姑到廣州不久，中國文革爆發，學校都停課鬧革命了。二姑求學無門，後來去了海南島華僑農場。

我在福州見到二姑時，她已被認定因個人情感問題精神分裂，送到我們家。我父親卻因為曾寫信給二姑同是從印尼歸國的學姊，說些拜託她多照顧我二姑之類的事，而莫名其妙地就被畫定有「敵特嫌疑」下放農村。

到文革後期，社會相對安定，我祖母第一次回國，那時我還只是小學生，大人的事我懂的不多。祖母離別家鄉三十多年後，被稱作「南洋客」返鄉，她的真實感受我無從說起，只知道祖母是要把求學不成卻落得精神異常的二姑帶回印尼。

我祖母年歲大後，印尼主要由我大姑當家。中國改革開放初年，我大姑回國轉達我祖母要出資修繕福清鄉下祖屋的願望。那時我們居住福州，二叔、四叔都在申請出國定居，鄉下沒人住，可那是我祖母不可抗拒的心願，我理解這便是老人心中抹不去的鄉愁。我二叔、四叔後來都選擇定居香港。祖屋建好時，我祖母還沒來得急回來看上一眼，住上一夜，就病故遠隔重洋的印尼，福清成了我祖父母回不去的故鄉。

二○一○年，上海舉辦世愽會，我印尼的三叔說他一直從電視、報紙的新聞裡，關注著中國這些年改革開放後的變化。他和我大姑都從印尼回國要看世博會，六十九歲大姑的腿雖然已不太靈光，但她堅持以輪椅代步，走走停停參觀世博會。同時乘世博會東風，我父親兄弟姊妹們團聚福州，各地親友也都盡可能彙集家鄉，我們也回應我父母的召喚，從美國返鄉添一份熱鬧。

那年我父親八十一歲，中風後已無法走動。我大姑、三叔、三嬸從印尼回國，香港的二嬸和四叔、四嬸也趕回家鄉。有些事終歸已成永遠的遺憾：我二叔在香港下班過馬路時，沒來得及躲閃急馳而來執行公務的警車，被撞入黃泉。他沒有回到出生地印尼，或許是因為在那裡童年時所見我祖父慘死的血腥記憶揮之不去，但他還是沒避過流血的意外。

我大姑夫被癌症困擾，已病逝印尼。只有我二姑還有可能，卻被當作不可能而忽略，她至今精神疾病無法康復，沒嫁過人，還是一個人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喃喃自語沒人聽懂的心聲。大概也沒人向她提起這次的團聚，就算她還能記得過去，又何必去喚醒她傷心的回憶。

我祖母育有子女多人，兄弟姊妹一場，可他們從來就沒有完整地團圓過，而且圓滿已不再可能。這次團聚是他們相見陣容最大的一次，雖然這樣的團聚不算大團圓，但我依然可以從他們相見時的淚水中，感受到這次團聚是那麼來之不易的幸福。

兄弟姊妹團聚，免不了追思父母，訴說往事情長。我祖父、祖母都是大字不識幾個的鄉下人，他們只是渴望討個好生活而背井離鄉，謀生海外，卻一輩子顛沛流離，動盪不安，難解鄉愁，但卻始終勤勤懇懇、吃苦耐勞。

二○○三年我從美國回中國時，和我哥我姊及香港的二嬸一起去過印尼。我們都沒見過我祖父，這次在印尼能見的，只是我祖父母埋在異國他鄉的墓園。臨別時，我大姑還是按照家鄉的習俗，親手給我們做家鄉的「太平麵」，她說保重平安才最重要。

二○二○年我年邁母親去世，我因新冠大流行沒有回國。二○二一年，從印尼傳來我大姑染上新冠病毒去世的噩耗，她八十一歲應該不常出門，但他們家裡當地的司機先被傳染，導致她和兩個兒子都染疫，大姑從發病到去世不過十幾天的功夫。我印尼姑姑、叔叔都上華文學校，我祖母在世時，家裡的事也都是由我大姑打理，我大姑一走，算是上一輩已倒下半壁河山。

居住不同國家和地區，下一代的文化習慣漸行漸遠，甚至語言溝通都是問題，我去印尼時，與堂妹的交流都只能用英語來溝通。不過，好在還有另一個堂妹，改革開放後曾在上海工作過，中文溝通還能保持暢通。

一個家庭出洋謀生悲歡離合的故事，少不了一把心酸淚。安定和富足，無疑是海內外中國人最大的心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