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抵達的故鄉(上)

你距故鄉有多遠？一張飛機票的距離，還是一張高鐵票？或自駕即可抵達？對我祖父而言，他的鄉愁，是一張綠皮火車票加幾張汽車票。對我父親來說，他和故鄉之間，最淺處只有二十八米的水深距離，卻永遠無法抵達。

我在各類表格上必填的原籍浙江淳安，是我父祖輩的故鄉。上世紀五○年代末，為了緩解華東地區的電力荒，位於浙西的新安江水電站開建。正值大躍進，水電站的宏偉藍圖化為「捨小家，為大家」的聲聲催促。動員會天天開，大喇叭時時響。狗殺盡了，雞殺絕了，灶台上的鐵鍋也撬了出來。有時頭一晚下達遷移令，第二天鄉民就捲起鋪蓋轉移。

他們被告知，全國都進入共產主義了，吃飯不要擔心，大家要多帶新思想，少帶舊家具。於是乎，幾十公里的公路兩側，盡是被遺棄的各式家具和罎罎罐罐。那些紫檀烏木、黃花梨木的老家具，那些明朝清朝的千工床，都橫七豎八地堆在了乾涸的泥田裡。他們拋下的不僅僅是搬不走的祖宅和家具，還有盤根錯節、上溯數代的家族淵源。

彼時我祖父的心裡一定充滿了悲戚，命運跟他開了一個很大的玩笑。十年前他棄甲歸田，正是因為捨不下家鄉的山山水水，如今他卻不得不挈婦將雛，肩挑手提，一步步遠離祖祖輩輩生活的地方。我那剛剛進入青春期的父親，甚至還來不及叛逆，就被時代的洪流裹挾著前行。

水漫上來了，水追著人跑，連拆房隊也趕不上大水上漲的速度。祖父和家人匆忙地把先人的遺骨遷往更高的山上，指望著安定下來再行遷葬。誰知水位一直漲，一直漲，等他們返回尋找，只見汪洋一片。從此只能臨水遙祭，無墓可掃。

祖父他們就這樣惶惶然地邁出了自家的門檻，默默走向未知的將來。這支徒步的移民大部隊，有時能達到每天一萬多人。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一步三回頭，也不知道他們是否有時間駐足回望。移民們將一切拋於腦後，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們的奮鬥目標只剩下三個字：活下去。

大壩合龍，比原計畫提前二十個月開始發電，淳安移民的艱辛生活卻是剛剛開始。他們從浙江最富裕的甲級縣遷往陌生的窮鄉僻壤，面臨的不僅僅是吃了上頓沒下頓的現實，還有生活用具和農具的缺失，更有聞所未聞的血吸蟲的侵襲。

在異鄉他們是不受歡迎的外人，原住民和移民因爭搶有限的生存資源而發生械鬥，更是常有的事。他鄉始終是他鄉，人多地少是無可調和的矛盾。掙扎幾年，生活愈加困頓，二次移民於是成了一個新的選擇。這次是跨省去江西，遷居離家鄉愈來愈遠，但是在饑餓面前，只能任由鄉愁在水下瘋長。

二次遷居的消息傳來，我那一向害羞的母親突然不再靦腆。她是外公的小女兒，當時正和我父親訂著婚。土生土長的母親堅決不肯背井離鄉，她對我父親下了最後通牒，要麼留下不走，要麼果斷退婚。

我那儀表堂堂的父親，大半輩子都長著討人喜歡的模樣，愛他的姑娘有的是，敢親近他的卻不多，誰讓他是不受待見的外來戶，還是前途未卜的黑五類子女！父親就這樣被困在自己的出身裡，他無所適從。全家想了又想，最後決定讓父親留下來。把長子獨自留下，祖父母的心一定如離別故鄉時一樣疼，但是沒有辦法，他們有風燭殘年的高堂老母要侍奉，有四個正在長身體的未成年子女要撫養。

我的父母親就在這樣無可奈何的離別氛圍中結了婚，祖父甚至都沒能參加他們的簡單婚禮。曾經的黃埔軍人是被定性的歷史反革命，不得不住在水庫工地接受日復一日的勞動改造。離開也許是一種心靈上的解脫，老老小小一大家子，未及見證長孫女的出生就再次出發，奔向他們夢想中豐饒的新家園。

祖父六十歲那年，我那從未謀面的祖母在貧病交加中辭世，之後祖父便開始了不定期的返鄉之旅。他去山上割柴火挖草藥賣，湊足了路費便去買火車票。他在沒有路燈的山路上摸黑走幾個小時，為的是搭上凌晨到站的過路火車，運氣好的話會有硬座，否則就得在車廂裡站上一夜。下了火車，轉兩三次汽車到我家，歇幾天再從我家出發，坐公共汽車轉渡輪去淳安看他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姑奶奶。

姑奶奶嫁雞隨雞，和姑爺爺住在水淹不到的排嶺鎮。我有幸陪爺爺去過一次，那時年紀小，並不知道輪渡經過的水域曾是祖輩繁衍生息的地方。懵懂的我只記住了姑奶奶慈祥的臉，還有一碗辣乎乎的魚頭豆腐湯。

我對父輩的故鄉沒有多少認知，直到國家地理雜誌的那篇文章橫空出世：「千島湖下有座城」。水下攝影師鏡頭下的古城，宛如一幅幅靜態的場景素描：聳立的牌坊，虛掩的城門，窄仄的樓梯，殘存的灶台……，濃濃的生活氣息在水下無聲地流淌，似乎這裡的生活從來不曾中斷。

那些精美的圖片，讓我想起了父親多年前的一次信筆塗鴉。父親的筆下，有青石板鋪就的整齊街道，也有造型優美的飛簷翹角，父親說那是他出生長大的地方，是他午夜夢回的故鄉。可是故鄉還沒來得及承載他的年少不羈和青春飛揚，他便已經成為二十九萬移民大軍的一員。那些人，那些事，從此靜靜地沉澱在回憶的角落，或有褪色，但從不曾消失。父親寡言內斂，惜字如金，那是他僅有的一次，向我們絮絮談起他的年少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