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莉的廣場舞

在隔離的十四天裡，我唯一能通向外界的，是那扇斜著朝向主街的紗窗。窗外潮濕、灰霧、靜止，五月的回南天像濕紙糊在玻璃上，對面的梧桐只剩墨綠的輪廓，不知是在生長還是凋零。連用打火機點菸的資格都被剝奪的空間裡，我靠聲音計時：外賣員的電瓶聲、收攤的金屬門、垃圾車刺耳的倒車提示。

直到每天晚上八點，那群「大媽（おばさん）」準時出現。她們戴著口罩，推著音箱，在那片狹窄不平卻煙火升騰的空地上排成一列。音樂一響，整齊的節拍像一個信號，世界仍在跳動。

起初我對這聲音極為抗拒。早在美國加州的公園裡，我見過移民社區的老人也這樣鳩集；在異國鏡頭裡，它常被當成「華人奇觀」，被誤讀為「噪音文化」。我曾覺得尷尬：為什麼要把這種集體的身體表達帶出國境？在那些本屬於遛狗者和流浪漢的畫框裡，突然出現了一群亞洲老人的面孔，多少顯得有些荒誕。

但被困得久了，我漸漸等著她們出現。那群舞者成了我隔離生活的節奏錨點，音樂雖粗糙，卻真實，像城市的心臟。慢慢地，我也產生了對這一娛樂形式的好奇，到底是怎樣的力量可以讓成千上千萬的老人都走出家門，在過於粗糙的音樂中「聞雞起舞」；並且在偌大版圖上各個角落，形成某種共通的文化表達？連疫情的緊張氛圍都全然不顧，只是兀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她們之中，有個女人特別醒目。遠遠聽到她叫艾米莉，既領舞也領唱，用一口帶著濃重本地口音的國語和英文，不斷念出那些曲目的名字。她的播放單像城市排水溝的地下河，雜亂中自有分寸，在同一隻音箱裡匯流：蘇式流行的交誼舞節奏、少數民族舞的踏點，緊接著西方民謠的旋律，《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後銜《紅河谷》。

那不是偶然，而是生活邏輯的混響：朗朗上口，一呼百應。她只要抬手，全場就跟著旋轉。那一刻，她不像領舞，更像主持儀式的薩滿，給這座過於曖昧的城市賦予了一種新的秩序。

我逐漸梳理出幾層潛在的節奏，在那些音樂中，我總會想起曾經在一九八、九○年代大行於西方的「健美操」。在泡沫劇的結尾，日益擴大的城市中產階級總會準時守候在電視跟前，穿上千篇一律的瑜伽褲，跟著電視中的口號伸展自己有些陌生的軀體，彷彿這樣一件商品就擁有了更長久的保質期。

但無論是怎樣的形式，它們都將對衰老與健康的焦慮被轉化為可執行的每日運動量，延緩一種物理上的沉降。近年的實證研究發現，持續參與這類「廣場舞型」活動的中老年人，常報告更高的心理支持感、主觀幸福與對老化的正向態度，孤獨感相應降低；其中，社會支持與「群體在場」的作用不可或缺。

但這背後，也有困擾著整個東亞的「老齡化」問題，在如此龐大的群體退出職業舞台後，該何去何從？透過一項「大眾舉辦、以流行音樂為背景、舞動動作為載體，以強身為目的」的公共運動，老齡化嵌入了都市文化的中心場域，對健康與活力的渴望成為一種強大的社會推動力。廣場舞既是運動，也是儀式，它在身體擺動中承載一種對衰老的抵抗、對青春殘響的追憶。

當代社會學者孫穎在《當代的廣場舞（Square Dancing in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中指出：這種「表演性整齊」延續了毛時代的審美體系，舞蹈動作成為集體一致性的象徵。他將其稱之為「表演性的秩序」：一種可見的整齊，既是審美選擇，也是心理慰藉，在過快過碎的都市時間裡，人們以同步重構一段可掌控的「群體時間」。田野研究又指出：廣場舞雖因為女性、城市、公共空間而產生變化，但它仍保有從「家內」向「家外」、從「私人」向「公共」的身體移動。

很明顯，這一移動還有性別位置的微妙轉位。白日裡她們也許被稱作母親、祖母，習慣隱身於後廚和臥房；夜晚在空地，她們成為組織者、調度者、指揮者。這樣的公共場域能使年長女性的身體重新獲得能動性，不是靠空洞的口號，而是靠節拍、手勢與隊形，以及對於空間的再利用。

近年流行於日本街頭的布吉烏基（Boogie Woogie）便是對這一行為的再演繹。身穿美式復古牛仔夾克的老「ヤンキ（不羈少年）」們將平日裡連走路都困難的「老寒腿（Shrunk Shank）（莎士比亞）」騰空搖擺，致敬昭和時代的一代風華。

有趣的是，作為一種起源於二十世紀初美國南方的鋼琴藍調，強調八分音符的律動與身體持續跳躍；最初誕生於密西西比與德州的黑人社群，伴隨勞作、酒館與臨時舞會，一種「在壓迫中尋找自由節拍」的音樂，卻在東亞的男性老者群體中延續了它在世界的命運，一面是在出租車和居酒屋中因為老齡化壓力而繼續工作的銀髮一族，一面是下班後彷彿脫胎換骨般的自由舞步，連年輕人（若者）也未必有同等的勇氣和從容。

回到上海，艾米莉的播放單最能說明這種拼貼。《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和《紅河谷》聽來雖毫無關係，落到地面卻水到渠成。從社會學角度看，這是她們與世界保持連線的方式：把不同政治記憶與地域想像熔解成可共享的節拍。

在即將結束隔離前的某一晚，《紅河谷》又響起時，我聽見多了一個男聲。那是位新來的舞者，步伐生澀，總落半拍。艾米莉回頭看他，笑了一下，手勢放慢，等他跟上。節奏忽然變得柔軟：她從「指揮」變成「配合」，隊形也在他們周遭讓出一個輕輕的圓。曲終，她摘下口罩，像是說了句什麼。我在窗內聽不清，只看見他向她點頭，行了一個不太熟練的禮。

第二天霧散，梧桐葉脈重新清晰了起來。我拖著行李離開酒店，白日裡的廣場空無一人。我突然想起那個男聲，在副歌進來時，會不會仍然在她身側？或是，今晚的節拍，會替她帶來另一個更合拍的人？（寄自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