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真能「俯首甘為孺子牛」？

魯迅當年在「舊社會」，發表《彷徨》、《吶喊》和《阿Q正傳》時，都是安全的，那時的執政階層或者是很「自制」，或者是懂得一點「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總是眼睜眼閉，一直到出來一位「海歸派」青年學者。

時間在1930年代的上海。當時已有文名的魯迅，在《文藝與批評》上談翻譯問題，節錄了他從日文翻譯的《馬克思主義者之所見的托爾斯泰》，他承認「譯完一看，晦澀，甚而至於難解之處也真多」，但怕失去原來「精悍」的語氣，只能這樣「硬譯」，希望讀者「肯硬著頭皮看下去」。

二十七歲的梁實秋，剛從國外留學回來，在《新月》上發表〈論魯迅先生的「硬譯」〉，不客氣地批評大他二十二歲的前輩。他說，這「根本是一種毫無生命力的『死譯』」，自己雖然「硬著頭皮」看了，卻「毫無所得」。他並舉了三段魯迅譯文做例子，批判它「稀奇古怪」、「晦澀難解」。

後來研究這樁公案的香港大學翻譯系教授王志宏指出，梁實秋所舉魯迅三段譯文還不是最難懂的，他舉了一段更費解的：

這時候，要來講助那識別在三次元底的空間的方向的視覺底要素的相互的空間底距離的，誰都知道的眼睛的構造，大概是沒有必要吧。

這樣的文字，也難怪梁實秋要「提些意見」。但魯迅生氣了，以〈「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一文嚴詞反駁。他說：梁實秋是否是全國最優秀的人，他看不懂是否能代表全國人都看不懂？魯迅提出「文學的階級性」，大家一看，就知他意有所指。

在此一年前，梁實秋曾在一篇〈文學批評辯〉中，認為文學批評的標準應是「常態的人性」，因為「人性是不變的」。魯迅乃寫〈文學和出汗〉表示異議，指不同生活地位的人，所具有的人性也不一樣，有閒小姐出香汗、勞動工人出臭汗，而要長留世上的文學，到底是描寫香汗好，還是臭汗好呢？

梁實秋當然明白魯迅的意思，他就回了一篇〈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反對文學專為某一階級服務。

「硬譯」風波起來，魯迅再祭「文學的階級性」，那就是為梁實秋的「資產階級」定性了。與魯迅同屬「創造社」的馮乃超，在《拓荒者》上撰文，乾脆指梁實秋是「資本家的走狗」。魯迅跟著寫了篇〈「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認為「走狗」還不足以形容，應該再加上個「乏」字。「乏」者，「用夠了」、「用爛了」、「剩下的」之意也。

魯迅因為主持「左聯」，對共產黨的發展有功，中國大陸建政後，毛澤東譽魯迅為「三家」──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魯迅有此欽定地位，文章鋪天蓋地的進了教科書，包括那篇〈「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沾魯迅的光，梁實秋的名字也上了教科書，廣為青少年所知，只不過一直是「階級敵人」的形象。直到「改革開放」之後，梁才被「默認的平反」，不再作「反面教材」的樣板，他的《雅舍小品》也才能低調進入書市，已被承認是一位曠達、雅致、有人文精神的文學家了。歷經大半個世紀，終於證明梁實秋說得對：「文學是沒有階級性的。」

當上海、廣州、深圳、北京等大城市資本家滿街走時，還能罵文學家是「資本家走狗」嗎？（下）

臺靜農與魯迅

在台灣大學長期擔任中文系主任的臺靜農，可能被人認為是「老派人物」，當年在中國大陸，可是意氣風發的「新青年」，為魯迅所賞識，結為忘年之交。

1936年秋天，臺靜農到青島「國立山東大學」任教，魯迅掛念他，寫信問他的近況，臺靜農回信，報告在這個濱海城市的生活情形，並請在病中的魯迅前來氣候宜人的青島養病。魯迅回信說：「夏間本擬避暑，而病不脫體，未能離開醫生，遂亦不能離開上海。」這是魯迅留在世間最後的文字之一，他三天後逝世。

臺靜農來台，在台灣大學任教。由於「反共抗俄」、「保密防諜」的政治效應，與魯迅的那段交往成為臺靜農的負荷。他寫文章不談政治，也不涉足政治圈子，以飲酒、吟詩和書法過標準的文人生活。（張作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