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的歷史（下）

相愛的時候，我和M一起壓馬路、看電影、跑影展。大四復合的那一年，M說對方像是電影《致命的吸引力》，黏稠得讓人窒息，還是跟我在一起輕鬆舒服。

我們最愛的電影是《布拉格的春天》，M說我像薩賓娜一樣捉摸不定，我卻鍾情於特麗莎對愛的義無反顧。更重要的是我迷上了米蘭．昆德拉。我一直把小說焦點放在托馬斯的多情與無奈，以及特麗莎的純真與癡情。多年後重讀，才知道「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指涉的其實是佯裝對愛情灑脫的薩賓娜。

而M終究選擇和「致命的吸引力」在一起，我則飄洋過海到了美國南方。海灘與爵士樂，小布希與柯林頓，繁榮而不知幻滅的九○年代，即將破碎的泡沫經濟。

我亦試圖了解美國複雜種族問題而閱讀黑人民權領袖麥爾坎．X（Malcolm X）的書，同時流連於校外的舞池：白人、黑人、拉丁美洲裔、亞洲人，唯有在音樂下融為一體。

在機場，我曾遇見前往波斯灣戰爭眼神茫然的美國大兵，素昧平生、閒聊幾句，突然要我留下電話號碼給他，彷彿那會多給他一些生存的希望。而彼時我也遠離了故鄉台灣，避開了為台灣種下惡果的黑金政治關鍵時期。

1994年回到台灣，一切看似歌舞昇平。離開台灣前的台中五期重劃區建案也正在收成。離開前交往一年的男友W，卻變得可有可無。留下的，是他寄給我的卡帶和信。曾經反覆播放的〈你在他鄉〉、〈中等美女〉已經不再令我流淚。寡情是我，只因為出國那兩年我的感情多變。留在台灣的他，心情或許有如遭遇兵變。

我將生活重心放在蒸蒸日上的工作前景：公關業、有線電視、傳播業全都風生水起。只不過繁榮的背後似乎有股巨大的隱憂，那是出國兩年所忽略的政治氣氛。《一九九五年閏八月》煽動了戰爭預言，朋友之間紛紛有人辦起了移民。而我卻陶醉於1994年底的市長選舉——「希望．快樂．陳水扁」。我們渴望政黨輪替，我們相信台灣的春天真的來了。

忙碌的公關工作讓我無暇於戀愛與讀書，但是脫下高跟鞋時，偶爾我仍會拿起小說。同樣待過公關公司的朱少麟寫了孤獨迷離的《傷心咖啡店之歌》。穿著套裝、背著公事包，廝殺於上市公司會議桌前提案的我們，很難在表演之餘分辨出誰是你的同類，誰會為了一本小說遞出辭呈。

事業成功的魅力實在太大了，沒空戀愛的我只好模仿《徵婚啟事》，多次戀愛不能修成正果，但或許結婚這件事可以速成。我一邊瀏覽「應徵信件」，一邊排定客戶和約會的行程。當人選越來越少，最後只剩下兩人，其中一位就是我未來的先生L君。排除人選的條件是對方必須：家住台北，是個醫生，且對方看我也順眼。我這才意識到：用最務實的條件點餐，婚姻可以像是麥當勞的得來速，省去了意亂情迷與相愛相殺的反覆糾纏，L在第五次約會時跟我求婚。

只是在這個時候，我剛好讀到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讀到渡邊和直子散步於雜樹林中，直子提起了一口會失足掉落的井，渡邊說：「妳就一直跟著我好了。」可是直子卻覺得自己不可能一直跟隨。我突然意識到自己像直子，始終是一個情緒起伏過大的人，不像L這般穩定踏實，或許也無法一直跟著他走。可是L聽完，只平靜地跟我說：「我覺得妳想太多了。妳會想這麼多，表示妳很愛我。所以我們還是結婚吧。」

這便是先生的結婚宣言。

收拾了過多的雜念，我們奔波於買房、拍婚紗、訂喜宴，也許是太過新奇陌生，我們竟沒有為任何瑣事爭執。

1996年3月，台灣第一次總統大選，台海發生飛彈危機，我和L先生步入了禮堂。而我和書以及書店的緣分，始終未完待續，一如我手上握著的《一千零一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