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維回憶錄／見證川蔡通話歷史瞬間 晚上聊完早上曝光

中華民國（台灣）資深外交官李大維近日出版《和光同塵》新書，由聯經公司出版。李大維曾任駐美代表、外交部長、國安會秘書長、總統府秘書長、海基會董事長等職，參贊機要，對美關係尤其是公職中最重要的經歷。新書不僅透過第一手資料詳實記錄了台美外交關鍵事件，更首度揭露了許多當年不為人知的秘辛。世界日報取得授權，特摘錄部分章節請讀者先睹為快。

➤➤➤李大維回憶錄／「你要跟總統說No？」蔡1句話讓李接外長

薛瑞福牽線 台擠上通話最後一個名額

選後（編按，指二○一六年美國總統大選），我方積極運用過去累積的人脈強化和川普政府的關係，像是共和黨智庫二○四九計畫研究所（Project 2049 Institute）主席薛瑞福（Randy Schriver），就是長期支持台灣的友人，也在此時發揮關鍵影響力，安排川普總統當選人與蔡英文總統在二○一六年十二月二日台北時間晚上十一點通話。

針對這次通話，《華盛頓郵報》外交政策與國家安全專欄作家羅金（Josh Rogin）在他的著作《天下大亂》（ChaosUnderHeaven）中提到，當時的情況是薛瑞福找到國務院交接小組的朋友幫忙，把蔡總統的電話塞進川普的聯絡電話清單，接著這份清單就被送進紐約川普大廈。當日川普不停與國外政要通話，一直到清單上的最後一個──台灣。

短短十一分鐘的談話，川普總統當選人還邀請蔡總統到華府訪問，而蔡總統則相當冷靜沉著，沒有正面回應，僅表達謝意。通話完，蔡總統依舊穩健，並無任何歡愉表情，就談話內容和大家交換意見，並指示發言人黃重諺隔日早上簡單發稿即可，由此可見她的智慧與謹慎。接著又與國安會祕書長吳釗燮和我聊了十多分鐘，約十一點四十分離開總統府，並交代無需刻意炒作。

不料，隔天早上六點還是接到了媒體來電，原來是川普陣營主動把和蔡總統通話的訊息放上推特（社群媒體Ｘ的前身），並發文稱：「台灣總統今天打電話給我，恭賀我贏得總統大選。謝謝！」

一直到當日八點半，我方總統府才正式證實通話消息，並公布雙方十一分鐘的談話內容。雙方不只就台美關係、亞洲區域情勢交換意見，蔡總統也向川普提及台灣未來的施政重點和理念是促進經濟發展、強化國防，期盼在未來能強化雙邊互動聯繫，也希望美國能支持台灣參與、貢獻國際議題的機會。

回想與川普通話當日，正是台北時間星期五，早上得知當晚將與川普總統當選人通電話，即交代外交部北美司準備談話參考資料，然而送來的內容多屬雙邊議題，欠缺元首高度，事實上在通話過程中也沒派上用場，不過國安會幕僚趙怡翔準備的英文說帖相當妥切、適用。

川普上任後，研判其新政府的走向和運作將難以預料，從選前、選後，到川普總統當選人與蔡總統通話等諸多發展，充滿變化。曾有一位川普決策圈人士告訴我，川普以紐約房地產事業起家，每天都得面對地主、地方政府、銀行家、住戶及各路牛鬼蛇神，十足精明商人性格，不只競爭者，就連盟友也常摸不著頭緒。因此，我閱讀了川普親自參與撰寫的著作《交易的藝術》（The Art of the Deal），希望能夠更深入了解他的思維和風格，還多買了兩本送給蔡總統、吳釗燮祕書長，也請外交學院指派同仁閱讀、整理成摘要後，傳閱部內同仁。

我也在部務會議要同仁特別注意，北京方面雖小心翼翼處理川普總統在二○一七年一月上任後的諸多反應，但對我方使出的動作絕不會手軟，特別是對我方邦交國、國際組織進展，將是極大的衝擊，必須謹慎面對、處理。

台北來電 蔡一句話李就接外長

二○一六年三月分，鈴聲響起，是一通來自台北的電話。

通話中，我得知蔡英文總統當選人有意和我面談。第一時間便想到，欲談之事應與外交部長一職有關，但對我來說這一切還是相當意外，因為在人生規劃中，能走到政務次長，駐美、歐、加、澳四大國代表，在外交部歷史上也是空前，已相當滿足了，其他更有企圖心的事從來不在考量之中。我深知外交部長之位可遇不可求，因為牽涉到太多考量和因素。坐得上去，是命運；坐不上去，也是尋常。

掛了電話，我立即寫電報呈報外交部，告知要私人休假返台三日，懇請同意，並馬上訂機票安排回國之行。匆匆抵台後，總統當選人辦公室特地安排一輛車到家中接我，經由北平東路民進黨黨部辦公室地下室直接上樓，避開在外守候的媒體及攝影機。

蔡總統當選人非常直率，見面的第一句話，就是表達希望我返台接任外交部長一職。雖然心中已經有底，但我還是告訴她，還正推動「台澳自由貿易協定」，雖然要談成不容易，但還有機會，而且在我公職生涯規劃中，駐澳已經是最後一站了。

靜靜地聽完我這番話，蔡總統當選人看著我，笑了一笑，緩緩說道：「你要跟總統當選人說No嗎？」我即刻決定承擔此一重任，將之視為命中注定（manifest destiny）的使命，並成為蔡政府內閣第一位拍板定案的閣員。

外交部同仁相當敏感，見我返國休假僅短短三天，也沒進部，已略知大概。返澳後，不過短短兩週就收到電報，要我返國述職。因此，從四月初到五月上旬，我都在台北準備候任外交部長。

結束述職，我旋即返澳收拾行李並道別友人。澳洲外交部次長特別設宴替我餞行，外交部長畢夏普（Julie Bishop）則在辦公室接見、予以祝福，國會議員友人也舉辦歡送酒會，場面皆十分熱絡。他們認為，駐使能返國接任外長是件光彩的事，而接受他們祝福與鼓勵的我則是有些惆悵，澳洲是很棒的國家，我在這裡真正享受了工作和生活的平衡，遺憾的是只待了一年三個月，有些不捨，但無論如何，成命已接，是時候告別這段略顯愜意，卻也有努力方向的日子了。

二○一六年五月中旬，返回台灣，迎接新挑戰。

北京阻撓 揭台美特殊管道對話

任國安會祕書長期間，曾參與台美特殊管道對話。該機制已存在多年，是台美間特殊外交對話的一環，也是雙方高層官員進行詳細討論的難得機會。

第一次台美特殊管道對話是在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一日，由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伯格（Sandy Berger）和主管政治事務的國務次卿塔諾夫（Peter Tarnoff），以及我方國安會祕書長丁懋時對談，在離華府不遠的維吉尼亞州小城見面，主要聚焦在第一次台海飛彈危機。

為了避免遭到北京當局阻撓，過往對話皆保密進行，直至二○一六年才被媒體曝光。

任外交部政次時，共參加三次台美特殊管道對話，其中兩次在紐約，一次在波士頓。有次赴非洲訪問，途中為了要參加會談，專程從約翰尼斯堡飛往紐約，談完後再返非洲繼續出訪行程。

當時會談的領隊是丁懋時祕書長，他處事風格嚴謹，事前準備功夫扎實，所有談話不僅事前擬妥，還翻譯成中文呈李總統，會談過程中也會參考手上的資料。美方明顯是由國安會主導，副國安顧問史坦柏格（James Steinberg）是主談者，相對國務院發言機會較少。

到了陳水扁時期，我方參與台美特殊管道對話規模仍小。駐美代表任內的最後一次，原訂由國安會祕書長邱義仁、國防部副部長柯承亨、我參加，因即將轉任駐加拿大代表，原本有意婉謝，惟因名單已由總統定案，且邱祕書長希望我能出席，最終仍與會。

後來，台美雙方參與特殊管道的規模愈來愈大，我方除國安會祕書長、外交部（次）長、國防部副部長、駐美代表，尚包括國防部司長、傳譯。美方過去皆由副國安顧問領銜，但二○一九年五月，我在華府與川普的國安顧問波頓（John Bolton）會晤，這是雙方國安顧問首度面對面會談。波頓是我們長期友人，早在任職美國企業研究院（AEI）智庫時即熟識，事後他也慨然同意公開發布消息，我方則低調、淡化處理。會面地點位於白宮正對面，布萊爾賓館（Blair House）旁的白色建築，談話內容都是雙邊大議題。

台美特殊管道對話原是談大原則、大方向，或解決當下重大議題的會晤，不像蒙特瑞會談（Monterey Talks）、國防檢討會談（Defense Review Talks）般深入技術性細節，但在美方高層無法實地訪台下，台美特殊管道對話的確已是台美間重要溝通平台。

兩國領袖及政策高層彼此共聚一堂，面對面兩眼互視、坦誠交換意見，是外交上必然應有的交流模式，但以目前國家處境，在中方強力施壓下無法實現，這不只是我方損失，更是化解歧見、意見交流、溝通的最佳方式被抹煞，尤其是兩岸衝突恐將造成人民浩劫、全球經濟斷鏈，代價是無可計量的。

（摘自李大維《和光同塵》／聯經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