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有權定義戰爭真相？當川普用愛國敘事 削弱異議的正當性

從歷史上來看，當戰爭啟動時，最先倒下的往往不是前線士兵，而是真相本身。這並非誇飾，而是可以反覆驗證的政治規律：當戰爭成本上升、勝負未明、民意開始鬆動時，政府優先調整的，往往不是政策，而是對現實的敘事方式。

美以伊戰爭正清楚呈現這一點。戰事自2月底展開，美軍已打擊數千個目標、傷亡持續攀升；同時歐洲盟友對協防態度保留，顯示戰略正當性尚未穩固。在這樣的壓力下，另一場更關鍵的戰爭正在國內展開—對「現實定義權」的爭奪。

當川普將批判性報導定性為「不愛國」，當聯邦通訊委員會主席卡爾以執照威懾媒體，問題已不再是新聞的正確性，而是誰有權決定真相。

這場權力運作是一條可觀察的三段式機制。第一步是語言定性，把異議從「不同意見」轉為「不忠誠」；第二步是道德轉換，使政策批評變成愛國測驗；第三步是制度訊號，透過監管暗示讓偏離官方敘事者將承擔風險。這三者結合，形成的不是辯論，而是馴化。愛國主義在此轉化為對異議者的道德勒索；批評不需禁止，只需先汙名化，沉默就會自行發生。

制度表面仍然完好。聯邦通訊委員會確實握有監管權，但撤照門檻極高，過去數十年幾乎未實際執行。憲法第一修正案依舊存在，新聞自由尚未正式取消。然而，權力的效果從來不只來自執行，而來自預期。一旦媒體開始自我收斂、調整語氣、避免衝突，制度即使未動，其結果已然出現，而這正是寒蟬效應。

更深層的變化發生在語言本身。「公共利益」原本意味著保障公民知情，現在卻逐漸轉為維持敘事一致；知情轉為控制，監督轉為忠誠。於是兩個關鍵問題浮現：戰時是否可以凍結媒體監督？民主參與是否可以暫停？歷史的答案從來不是明文停止，而是逐步削弱—參與仍在、影響下降；異議仍在，正當性消失。形式保留，內涵抽空。

鐵血首相俾斯麥的警語指出結構核心：人類最常說謊的時刻是選舉前、戰爭中、打獵後。這不是戲言，而是權力運作的常態。當戰爭成本升高、目標模糊、同盟動搖時，政府最直接的反應往往不是修正政策，而是修正敘事。調整現實的版本，遠比改變現實本身更快。馬克·吐溫則揭示資訊結構的殘酷：當謊言跑遍半個世界，真相還在穿鞋。當錯誤先抵達，真相即使正確，也往往來得太晚。於是，誰先敘事，誰就先定義現實。

而最危險的臨界點，正如美國獨立記者史東（I.F.Stone）所言：戰爭時期，講理就是叛國。當理性質疑被貼上不忠標籤；當批判轉化為政治風險，民主失去的就不只是言論自由，而是講理本身的合法性。一旦講理成為風險，沉默就會成為理性，服從就會成為美德。最終，現實不再被發現，而是被製造；問題不再是誰說謊，而是誰有能力讓自己的版本成為現實。

戰爭終會結束，秩序終會重建，但若人民已習慣由權力定義現實，那麼真正輸掉的，從來不是戰場，而是民主本身。

（本文取自3月19日聯合報民意論壇，作者為世新大學管理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