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斯克百日政治路 改革夢碎

如果馬斯克領導的政府效率部（DOGE）是場政治實驗，那麼他的辭職就是這場「戊戌政變」的失敗收場；當年康有為與光緒皇帝懷抱改革夢想，意圖以新政救大清，結果不到百日即被守舊勢力反噬，改革夢碎。而今，馬斯克挾矽谷之名，意圖以效率與技術解救華府官僚體制，也在短短數月內碰上體制反撲、輿論質疑與政治聯盟瓦解，黯然退場。

兩者時空背景雖異，卻同樣反映了理想主義與體制現實的碰撞。馬斯克為川普拿電鋸，空有2兆美元的刪減目標，卻只完成了不到200億美元的成績，更因這番大鬧，重創馬斯克個人的聲譽和企業績效，讓馬斯克和川普政府雙輸。

DOGE的設立，本質上就是一次科技烏托邦的賭注。川普政府為了包裝其「去官僚、反建制」的形象，將這個部門塑造成行政效率的象徵，邀請馬斯克主導，請來「現代康有為」以數據、算法、區塊鏈與人工智慧為工具，許諾一場無需國會討論、不必地方諮詢、甚至可以跳過傳統法律框架的技術新政。但和戊戌變法如出一轍，這場改革從一開始就低估了權力網路的複雜與保守勢力的頑強。

馬斯克以為，火箭能上火星，制度也能被重寫。他深信，一切問題的根源在於效率低落、系統落後，只要導入科技手段，政府也能如企業般靈活、透明、精準。他的確推動了一些短期成果，如AI預測政策影響模型、無人機物流計畫、行政流程自動化等等。但正如光緒皇帝沒料到慈禧太后的鐵腕反擊，馬斯克也沒想到這一套來自矽谷的行動邏輯會在華府步步受阻。

國會議員批評DOGE「未經授權越權行事」，官僚體系排斥其「橫插一腳破壞秩序」，媒體揭露其「缺乏透明與問責機制」，甚至民間社群也開始懷疑，這樣一個科技部門是否正悄悄塑造出一個由少數科技精英主導的「影子政府」。這些批評像當年反對戊戌變法的大臣們一般，不見得全無私心，但的確道出了改革者本身的政治盲點—他們過度自信於理性與技術，卻忽視了制度需要合法性，改革更需要社會授權。

更敏感的是，馬斯克與川普之間曖昧不清的互動，一度被解讀為矽谷精英投靠右翼民粹主義。他提供技術建議、配合國安方案，甚至對移民政策與能源法案保持「策略性沉默」。這種姿態既非真正的超然，也不是純粹的技術合作，而是一種風險極高的權力賭博。他相信只要能進入制度內部，就能改造它，卻忘了制度也可能反過來將他同化或排擠，馬斯克最終遭到「大而美法案」的背叛，也說明了馬斯克並未認清「好兄弟」川普的真實政治性格。

DOGE的體制設計本身也存在諸多隱憂。它既不經立法授權，也無明確監督機構，卻握有極大政策介入能力。這種高集中、低透明的部門架構，與其說是現代化，不如說是「數位封建主義」的翻版。科技精英以「效率」之名行使政治影響力，看似合理，其實潛藏著對民主機制的解構危機。

馬斯克雖離開，但DOGE的治理模式仍將持續影響未來政策走向。這波改革告訴我們一個殘酷事實：科技的確能加速行政程序，但若無法處理好合法性、透明性與多元參與的問題，所謂「改革」終將淪為少數人手中的權力工具。DOGE失敗的根本，不在於技術不夠先進，而在於它試圖用科技繞過政治，用速度取代協商，用演算法消解差異，結果救不了大政府的負債，反而造成更多的社會不公與動盪。

馬斯克辭職的這一刻，不只是DOGE的終章，更是一個時代的醒覺時刻。就像戊戌政變之後清廷再難挽回民心，這場技術新政的幻滅，也將迫使我們重新思考：我們究竟希望的是一個由演算法治理的社會，還是一個能夠容納複雜性與異議的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