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下東城貧戶到人身傷害律師 黎保利助華人學會用法律自保

他是一個「老外」，卻有一個響亮的中文名字，與紐約華人社區更有數十年的淵源。

在紐約人身傷害訴訟領域深具影響力的律師黎保利(James C. Napoli)成長於昔日破敗危險的曼哈頓下東城(Lower East Side)，往西走幾條街，便是曼哈頓華埠。

從下東城貧戶到審判律師

黎保利回憶，1960、70年代是紐約治安與城市狀況最糟的年代之一，曼哈頓下東城「街上到處是廢棄、燒毀的樓宇，危險得驚人」。他由母親一手帶大，「我們靠救濟金生活。母親非常堅持，一定要走出那個處境，過得更好」。

求學路上，他一路成績優異，人生似乎只有兩個「上升通道」，醫師或律師。真正讓他下定決心走向律師這條路的，卻是對「權利」的困惑。

在黎保利居住的社區裡，人們普遍不懂法律，也不知道自己有哪些權利，「我常問：為什麼我們不能這樣？為什麼我們必須那樣？但沒有人知道，甚至也沒有人有興趣去弄清楚。」他說，那時他就想，「那我只好自己去弄懂」。

黎保利談起影響自己最深的一段記憶。青少年時期，街坊一位獨居女性每天穿著體面、髮型精緻，在華爾街附近工作。某天她下班路過施工地時，一根木條從高處落下擊中她的頭部，她短暫昏迷，起初自覺「應該沒事」。然而幾個月後，她的狀況急轉直下，穿著不再整齊、頭髮不再打理，最後失去工作，甚至需要姊妹前來照顧。

「沒有人去追究，木條怎麼會掉下來？誰應該負責？她是否有救濟的方式？」黎保利說，正是這種「被意外打碎人生、卻無人替她討回公道」的無力感，讓他立志成為一名審判律師(trial lawyer)，在法庭上為受傷者發聲。

黎保利坦言，法律職涯初期他也曾有機會進入檢察官體系，因為那是一條能讓年輕律師迅速「上庭、站上腳步」的道路。但他最終仍選擇人身傷害領域，因為「我更想代表那些受傷、需要幫助的人」。

他說，自己心中的律師，就是在法庭裡為當事人辯護的人。

他也談到第一次站在身穿黑袍、聲音威嚴的法官面前，第一次面對陪審團陳述案情，甚至連法庭怎麼走都不熟，「那種緊張是折磨人的」。但他相信，每個案件都是一次累積，「每個案子都會結成一段故事、一段經驗與知識。你不斷把資訊、把判斷力裝進腦子裡，然後希望自己愈來愈好」。

看見困境 深耕華人社區

黎保利於1990年前後自立門戶，當時他把辦公室設在華埠孔子大廈(Confucius Plaza)一帶，並曾在永發大廈(Wing Fat Mansion)工作。他說，選擇在東百老匯(East Broadway)旁落腳，就因「那裡就是『現場』—那裡有最多的人、有最多的需要」。

他回憶，當年大量華人移民湧入紐約，包括「金色冒險號」時期，以及1990年代初東百老匯一帶以福建移民為主的聚集。

「那個年代很瘋狂，但也很精采，因為他們帶來了巨大的能量和商業活力。」黎保利說，華人移民當年搬入下東城與周邊那些最難住、最破敗的街區，開起蔬菜店、魚肉市場、職介所等，「華人把街區變成社區，把商店重新點亮」。

「講起紐約發展來，市長、政府很多人都會攬功。」黎保利說，「但很少有人提到，華人移民其實打了底、鋪了路。」

他表示，華人移民同時也承受著多重不利。語言不通、身形較小、容易成為攻擊對象，加上社會偏見仍在，「那是一種非常艱難的生活」。

談到早期華人移民對法律的認識，黎保利直言，「幾乎完全不了解」。他常站在當事人的處境思考，如果自己去了中國，不會說、看不懂字、不知道法律，「那我也只能依賴能幫我的人」。

因此，他開業之初最努力傳遞的訊息便是：只要對工作待遇或受傷事件有疑問，就要「先打電話問」、找律師諮詢，最好多問幾位，從不同意見中建立理解。

他也承認，直到今天，仍偶爾會遇到當事人受重傷兩年，卻仍不知道自己可以採取法律行動，「以前這種情況很常見，現在少多了，但並未完全消失」。

回憶早年最具代表性的案件之一，黎保利講述一名華裔散工的遭遇。當事人在非工會工地做零工，一天工資約50元，被要求上五層樓高的煙囪工作。雇主則用一塊木板、兩端各綁一條繩子，讓他坐在木板上，再像升降機一樣把人「拉」上去；結果繩索滑脫，工人從四層高處墜落重傷。

令他憤怒的是，保險公司一度聲稱是工人「自己的錯」，甚至指責他為何不拒絕危險指令。

「我笑了。」黎保利說，對方不會英文，拒絕就意味著被開除、拿不到那一天的工錢，「他必須做老闆叫他做的事。」他形容那不是單純「危險」，而是「魯莽、殘酷」，最終案件獲得應有的賠償。這段經歷也讓他更堅定：移民若不懂法律、沒有可信賴的代理人，權益很容易被踐踏。

因一次採訪 與世報結緣

談及與「世界日報」的連結，黎保利說，一切源於1991年前後的一宗車禍案。一名小女孩從車縫中走出，被一輛廂型車撞倒，需住院手術。案件初期他也緊張，因為孩子「從車縫走出」看似不利，但調查後發現，肇事車輛在約150呎外就應該看見她，有足夠時間反應。案件在一年內和解，為女孩爭取到逾160萬元賠償，「以當時的幣值來說，是非常大的金額」。

案件結束後，一名世界日報記者前去採訪，對「一個從車縫走出的孩子竟能獲得如此高額賠償」感到驚訝。黎保利當時仍是剛起步的律師，辦公室平日門可羅雀，他並未料到報導刊出後反響熱烈。幾天後的一個周六清晨，他照例進辦公室，卻看見走廊與大廳站滿人，隊伍一路排到他門口。

「我心想：他們排隊在等什麼？」他說，直到翻譯兼首位員工宋大維(David Song)到場溝通，他才知道這些人都看了世界日報的報導，帶著各自的案件找上門：工地受傷、車禍、路面坑洞跌倒，甚至有人按電梯時門開了、踏進去才發現「根本沒有電梯」而摔落受傷。

「那就是一切的開始」，黎保利說，自此他成為世界日報的長期支持者，「這對社區、也對我，都有非常巨大的益處」。

回顧35年與華人社區及世界日報的緣分，他直言，「世界日報對移民來說是一條生命線；而法律，是他們在陌生國度裡捍衛尊嚴與權益的工具。」

談到族裔媒體在今日的角色，黎保利直言不可或缺，「世界日報對已在這裡的人，以及正在來的人，都是必要的。」他形容，對新移民而言，世界日報不只是新聞來源，更是生活資訊入口—找工作、找服務、找醫師、找律師，「幾乎你生活中的每一個需要，都可能從這裡得到線索」。

鼓勵下一代 華人正在變好

被問到華人社區是否至今仍感到被忽視、缺乏尊重，黎保利表示某種程度上同意。「華人走了很長一段路，像『木板吊人』那種事我很久沒看到了。」他認為整體有改善，但「仍有很大進步空間」。

至於為何改變不夠快，他用一句俗語形容，「吱吱作響的輪子才有油。」他說，華人客戶普遍勤奮、顧家，「他們常常因為做的是最辛苦的工作而受傷最重」。也正因為要養家、要工作，「他們沒有時間參與政治或抗議，沒有時間像其他群體那樣發聲。」不過他也看到近年更多華人投身政治與公共事務，「正在變得更好」。

談到對年輕一代、特別是有志攻讀法律的華裔青年，黎保利鼓勵「追逐夢想」。「我不是移民，但我非常接近移民的處境，在下東城領救濟金長大。」他說，是讀書、上法學院改變了人生，「我的律所每年也提供獎學金給想上大學的高中畢業生，希望鼓勵下一代努力學習」。

針對近期川普政府移民執法的爭議，黎保利表示，社會對「把有暴力犯罪紀錄的無證者趕離街頭」大多不會反對；但他不能接受的是「不分青紅皂白」針對辛勤工作者的作法。

「我們依賴他們—餐館、農場、各種沒人願意做的工作。」他說，這種作法打亂生活、摧毀家庭，「我看不出好處。我覺得這是殘酷、欠缺思考的，希望只是短期現象」。

小檔案

姓名：黎保利(James C. Napoli)

出生年：1960年代

工作：人身傷害訴訟領域深具影響力的律師

金句：「我更想代表那些受傷、需要幫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