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客談／詐騙受害者救濟機制 亟需建立

新冠疫情餘波未平，世界又迎來一大新瘟疫：詐騙。從東南亞或杜拜的園區到東歐的小鎮，一雙雙貪婪的眼睛都開始瞄準美國人的錢包。疫情給眾多開發中國家帶來的經濟危機和失業潮，為詐騙這門「新興產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人力資源，而新技術的成熟則豐富了騙子的工具包，讓他們騙起來更加從從容容，遊刃有餘。

美國立法者意識到了這一堪比毒品氾濫的全球性危機，然而民主社會的程序設計注定了立法的進度永遠跑不贏違法者的節奏；一些在中國或印度已開始嘗試的監控式預防措施也被實踐證明效果不彰，更面臨侵犯人權的爭議。

與搶劫不同，詐騙是一項「技術工種」。成功的騙子都是心理學家，想讓受害者主動掏錢，必須洞悉人性、了解每個人不同的需求、恐懼甚至貪念。比如，老人最怕銀行帳戶出問題、缺乏社會經驗的畢業生急於找工作、剛剛落地的新移民急需找到合適的租屋、獨在異鄉的打工人需要情感乃至生理上的慰藉，而「賺大錢」更是幾乎所有人的本能慾望。高明的騙子，早已客製化了不同的「套餐」，知己知彼，焉有失敗之理？

通常情況下，詐騙一旦發生，完璧歸趙幾乎是不可能的。此時最重要的其實是從情緒價值方面彌補受害者：執法部門接到報案後有沒有認真對待？社區服務機構是否能提供相應的心理疏導？此外，政府是否有可能用繳獲的犯罪所得建立一種受害者補償基金，在無法追回損失的情況下為被騙的人提供一部分經濟補償，幫他們度過眼前的難關？執法和打擊注定只能是一場無盡的打地鼠遊戲，雖然仍須堅持去做，但立法和執政者同時也有必要從更多角度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