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裔學者倉重：翻轉「黃禍」亞裔需要豐盈的敍事
2021年3月16日，美國亞特蘭大地區一處水療中心發生槍擊事件，八名死者中有六名亞裔女性。對於許多人來說，那是他們第一次聽說「仇亞犯罪」(anti-Asian hate crimes)這個名詞，或只是剛開始把這起案件與新冠期間流傳的「中國病毒」或「功夫流感」等歧視性言論聯繫起來。但對於日裔歷史學家倉重(Scott Kurashige)來說，仇亞犯罪的概念並不陌生，他已經研究這個課題30多年了。
倉重既是歷史教授，也是投身社會運動的活動家。在水療中心槍擊案五周年之際，他於4月7日出版的新書「美國禍亂」(American Peril: The Violent History of Anti-Asian Racism)，試圖翻轉長期以來強加在亞裔身上的「黃禍」(Yellow Peril)標籤，把扳手扳回美國社會本身，探討這個國家歷史上的白人至上主義與帝國霸權主義，是如何透過制度化的暴力與種族刻板印象，長期邊緣化亞裔群體，把他們排除在「國家共同體」之外，成為「永遠的外國人」。
家族史 從咖啡田到監禁營
倉重的研究動機，或可追溯到他的家族史。倉重是第四代日裔美國人，曾祖父在1889年從日本山口縣前往夏威夷大島(Big Island)，成為當地糖廠的一名契約勞工。在那個年代，契約勞工的身分介於被完全奴役與半自由人之間，他們被限制在特定的種植園長久勞作，直到合約期滿後方獲自由。
身為夏威夷的早期移民，倉重的曾祖父在約滿後移居夏威夷科納(Kona)，在半山腰開墾了一片咖啡農場。這片距今已125年的農場仍屹立當地，由倉重的叔叔及親友持續經營。
「我一直知道父親在夏威夷長大，因為旅遊廣告和電視節目，我也一直嚮往夏威夷，卻從未真正了解我家族在那裡的故事。」倉重回憶，「實際上，那是一段從契約勞工、再到亞裔與原住民被後來掌控夏威夷的白人所歧視、再到貧困與辛苦耕作的故事。最終，美國出生的新一代，才得以踏入大學，成為專業人士」。
倉重母親一邊的家族史，同樣帶著歷史的傷痕。他的外公是一名佛教僧侶，二戰期間被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列為「高優先敵國外僑名單」(high priority enemy alien list)，在日裔社區被集體趕進集中營之前，外公就被單獨帶走，投入了專門的敵國外僑營，從一個拘禁營再輾轉至另一個。患有慢性疾病的外公英年早逝，期間，倉重的母親也被迫進入監禁營，在那裡生活了四年。
但就像許多二戰後的日裔家庭，倉重的母系家族很少談及這一往事。他回憶，當他八歲時從母親那裡第一次聽說「營地」(Camp)這個詞時，還以為母親是在談論夏令營(Summer Camp)，他那時非常訝異為何母親要去營地四年之久。母親並未解釋，只是說，「我們別無選擇，政府叫我們去」。
1987覺醒 非裔民權到陳果仁
移民家族在大歷史面前的沈默並非孤例。倉重引述一項研究指出，集中營倖存者的孩子在整個童年期間，聽父母或親人談論這段歷史的平均總時長僅約30分鐘，直到18歲才開始真正了解。倉重也是直到上了大學，才開始了解日裔美國人集中營的歷史。但即便在當時的1970、80年代，社會開始談論這一歷史時，它仍然不屬學校課程的一部分。
童年被隱藏的記憶、集體的創傷和沈默、以及對歷史的抹除與遺忘，最終促使倉重在大學時下定決心：必須親自去探索這個世界，去了解那些被掩埋的故事。
倉重在人口多元的南加州長大，雖說周圍不乏亞裔、非洲裔與西語裔，但論及教育，他回憶，當時的歷史課程仍以歐洲為中心，教科書上的內容也多為「已故白人男子的掌權史」，幾乎隻字不提社會史或少數族裔的研究。
1987年，倉重離開加州前往費城，就讀賓州大學歷史系。當時的費城社會給了他巨大的衝擊，尤其是在賓大所在的西費城，白人與黑人之間，存在著鮮明、不容逾越的「界線」，尖銳的種族隔離與歧視問題，是他過去在加州未曾深刻體驗過的。這激發了他強烈的好奇心，他渴望理解這些衝突的根源，開始在校內尋找導師，重點研究非洲裔歷史與民權運動。
轉折出現在大學第三年。那一年，倉重觀看了紀錄片「誰殺了陳果仁？」(Who Killed Vincent Chin)，影片以1982年在底特律發生的陳果仁案為主軸，重現了陳果仁在當時被兩名白人汽車工人當作日本人用棒球棒打死的經過、後續司法審判的不公、以及因這起事件所激起的亞裔社區的抗爭運動。
對陳果仁案一無所知的倉重，因紀錄片深受「啟蒙」，將他正在學習的黑人民權抗爭史，與自身的亞裔背景聯繫了起來。他在陳果仁的悲劇中，不僅看到亞裔是如何被當作美國經濟衰退的替罪羊。但更重要的，在隨後的全國抗爭運動中，他也看到了亞裔是如何與其他民權活動家並肩作戰，「這讓我意識到，亞裔不只是被動的受害者，我們也可以成為變革的力量」。
然而在當時的賓大校園，並沒有任何關於亞裔歷史的課程，這使他在鑽研非洲裔歷史的同時，透過自主閱讀與獨立研究，逐步開始深入了解自身的家族史以及更廣泛的亞裔美國人的歷史。畢業後，他回到洛杉磯，進入當時在全國唯一提供亞裔美國人研究碩士項目的洛杉磯加大(UCLA)。他師從該領域的奠基人市岡裕次，開始系統性地挖掘那些長期被埋藏與被抹去的仇亞與亞裔的反抗史，將零散的記憶，轉化為可以再次被看見的歷史敘事。
性化勞動者 亞裔女汙名
對於倉重，水療中心槍擊案最令他感到憤怒、並促使他寫下這本書的不僅是暴力本身，而是事後官方與部分媒體對案件的定調。當時，亞特蘭大切羅基郡(Cherokee County)警方發言人曾輕率引述嫌犯的說法，稱兇嫌並非出於「種族動機」(not racially motivated)殺人，而只是「經歷了非常糟糕的一天」，且深受「性成癮」的困擾。
「這正是美國體系的長期運作方式：將針對亞裔的系統性暴力，簡化為個人的心理問題、或隨機的偶然事件，」倉重在訪談中指出，「這就是『制度化的煤氣燈效應』(gaslighting)，試圖讓受害者懷疑自己的直覺」。
倉重在書中拆解了「性成癮」的說法。他指出，「性成癮」並非一種有明確診斷標準的醫學疾病，而更接近「福音派宗教中的某種神學觀念」，槍手受到其中「純潔文化」(purity culture)的影響，將「邪惡」投射在按摩女的身上。他引述另兩位學者Andrew L. Whitehead及Samuel L. Perry表示，這樣的觀念事實上與基督教民族主義密切相關，它試圖「淨化」美國，消除所有的罪惡，而這樣的想像，往往又建立在本土主義、白人至上、父權體制與對異性戀的規範之上。
倉重強調，「性成癮」的說法，無法與種族、宗教或殖民主義的脈絡切割。問題從來不是兇手是否仇恨所有亞裔，而是為什麼他會將目標鎖定在那些他既消費卻又鄙視為「不道德」的亞裔女性身上？
倉重解釋，在美國文化中，亞裔女性長期被去人化，視為「性化勞動者」(sexualized labor)。早在1875年的「佩奇法案」(Page Act)中，中國女性就被污名為妓女與公共衛生威脅，20世紀中葉，隨著美軍在韓國、越南、沖繩等地擴張，在當地形成的「軍事營鎮」(camptowns)，更進一步商品化亞洲女性，使她們成為了士兵的消費對象。此後，好萊塢的電影、電視，以及強調亞裔女性「溫順服從」的「郵購新娘」（mail-order bride)跨國婚介產業，在美國社會中塑造出一種對「東方」按摩院、既性化又異國化的想像。而層層疊加的歷史殘影，也使得水療中心對於兇手而言，已不再只是普通的工作場所，它成為一個充滿誘惑、必須以暴力來「淨化」與消滅的罪惡空間。
凌星案 證明仇亞非偶然
為了證明仇亞暴力的「非偶然性」，倉重在書中將讀者重新帶回1854年的加州，剖析了臭名昭著的「人民訴霍爾案」(People v. Hall)。當時，白人霍爾(George Hall)在搶劫時，從背後連開15槍殺害了華工凌星(Ling Sing，音譯)，儘管現場有多名華裔目擊證人，但最終加州高等法院撤銷了對霍爾的定罪。法院認為，既然當時的法律禁止黑人與原住民對白人作證，「亞洲人」在廣義上理應被歸類於此。法院甚至直白地表示，若允許亞裔在法庭作證，將導致他們最終獲得投票權與參政權，將是破壞「白人統治」的滑坡效應。
「這份判決書寫下了此後175年、美國對抗亞裔的暴力的腳本，」倉重寫道。這種法律上的漠然與社會的敵意，在19世紀也引發了多場針對亞裔社區的集體驅逐與屠殺，例如1885年的羅克斯普林斯大屠殺(Rock Springs massacre)，數百名華人礦工彼時像「受驚的鹿群」被圍獵射殺，甚至被燒死在屋內。
倉重進一步指出，美國的反亞暴力史不只發生在國內。雖然鮮少被官方記錄或者被有意掩蓋，但自重建時期以來，美國的每一場對外戰爭與海外擴張，幾乎都伴隨著對亞洲平民的傷害與壓迫：從1900年代在菲律賓對平民的屠殺，到二戰時在東京、廣島與長崎投下的燃燒彈與原子彈，再到韓戰的老斤里(No Gun Ri)事件與越戰的美萊村(My Lai)大屠殺，美軍在亞洲戰場上長期信奉「亞洲人生命廉價」的邏輯，而當美軍將領韋斯摩蘭(William Westmoreland)在紀錄片中宣稱「東方人不重視生命」時，這種非人化的觀點便會「回灌」到美國本土，轉化為針對移民、難民與少數族裔的暴力。
「一方面亞裔常常感到受攻擊，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感到被迫地沉默，自己的故事正在被抹去。這是一體兩面、互為表裡的『兩頭怪獸』，」倉重總結，也因此每一次針對亞裔的攻擊，才會被反覆描述為個人失控或偶然的事件，而相關歷史在教科書與公共記憶中則仍持續缺席，成為「蓄意的失憶」，「這本書的核心目的便如書名，就是要展示反亞暴力是一個系統性問題，它貫穿了美國歷史至少175年以上」。
劉美賢成功經歷 呈現亞裔多面向
如果說「美國禍亂」只是一部記錄仇亞暴力與苦難的編年史，那它僅僅完成了使命的一半。對於倉重而言，揭露暴力的目的並非為了強化亞裔作為「受害者」的標籤，而是呈現與暴力同等漫長的亞裔的抗爭史，打破亞裔在群體想像之中「不會發聲也不會抗爭」的刻板印象。
倉重在訪談中強調，早在19世紀，華人移民就已通過寫信向政府抗議、提起訴訟、組織行動，甚至發動勞工罷工來抗爭。然而，由於教育體系長期忽視亞裔歷史，亞裔經常被描繪成沉默的沒有歷史的群體，連亞裔自身也對這段抗爭史知之甚少。調查顯示，美國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亞裔認為，自己對亞裔歷史有足夠的了解。
在追求正義的過程中，倉重還提出了一個深邃的觀點：亞裔需要的不僅是權利，更是「敘事的豐盈」(narrative plenitude)。
他引用了在今年冬奧會上奪冠的花式滑冰運動員劉美賢(Alysa Liu)的故事作為註解。此前，媒體在報導亞裔運動員的成功時，往往會陷入一種極其狹隘的生理或文化決定論—或是歸因於亞裔「輕盈」的體質、亞裔吃許多魚的飲食文化，或是將其視為「虎媽」高壓教育下的產物。然而，劉美賢的出現打破了這一單一模板，她在成名後一度退役，隨後又按照自己的方式回歸並奪冠，這背後並非傳統的家庭壓力，而是她對獨立與快樂的追求。
「我們希望看到亞裔的成功人士，但這不應只是為了讓外界說『他們很優秀』，或認為『所有亞裔都能像劉美賢那樣成功』。」倉重指出，亞裔社群不應被簡化為冷冰冰的「模範少數」數據，或是可被反覆複製的成功樣本。
在他看來，劉美賢的故事之所以重要，在於它呈現的是一種「敘事的豐盈」：它拓展了人們對「亞裔美國人」身分與可能性的理解，使這個群體不再被單一故事所定型，而是能夠被看見為由多重聲音、多重路徑所構成的複雜存在。
這種對「完整人性」的追求，深受他多年的導師陳玉平(Grace Lee Boggs)的影響。這位底特律傳奇活動家教會他，社會變革不能僅靠法庭上的勝訴，更要靠在基層建立跨越族裔的深厚連結。倉重現為詹姆斯與陳玉平基金會(The James and Grace Lee Boggs Center)主席，他將自己的寫作與行動視為這種跨族裔團結的延續。陳玉平活到100歲，其中75年都在從事社會運動，她與非裔民權活動家丈夫的結合，本身就是黑亞聯盟的重要傳承，「她是那種開闢不同道路的榜樣」。
「被迫害、遭受歧視、失去財產或金錢，甚至住院或喪命，這些都是亞裔在這個國家經歷的一部分，」倉重最後說，「這很糟糕，也很可怕，但你還是得繼續生活下去。這其實也是我成長過程中，對身為亞裔、身為美國人、在這個社會生活時的一種心態。很多人都有同樣的感受。但也正因為如此，我認為讓人們知道—你並不孤單—才如此重要。因為總有人在發聲，而當所有故事被連結起來，當人們不只是抗議，而是透過組織與結盟聚在一起時，你就不必再只是被動承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