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憲章簽署屆滿80年 積極尋找新定位再出發
1945年6月26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幾個月,來自五十個國家的代表齊聚美國舊金山,共同創建一套能夠持久維持和平的機制。當日簽署的《聯合國憲章》,不僅反映戰後現實,讓五大強權取得安理會否決權,也象徵著對國際法與合作所構築之共同未來的承諾。
1961至71年擔任聯合國秘書長的緬甸政治人物宇譚(U Thant),其孫宇譚敏(Thant Myint-U)是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名譽研究員。適逢聯合國憲章簽署80周年,他在《經濟學人》雜誌發表文章,主張在國際主義淡化的時代,聯合國應該重新定位。
聯合國成立時的承諾幾乎一開始就被美蘇對抗所拖累。初期,美國在聯合國中占據主導地位,蘇聯則處處掣肘,意圖從內部削弱該組織。直到1950年代起,非洲、亞洲的新興獨立國家與如愛爾蘭、瑞典等中立國挺身而出,聯合國才得以注入新活力。他們推動全面去殖民化、種族平等、軍備裁減及建立更公平的國際經濟秩序。聯合國在他們的領導下,完成了20世紀最關鍵的轉變:從帝國時代邁入主權國家體系,也成為人類史上首個真正具有普世代表性的組織。
在這段期間,聯合國曾取得數次重大成就。秘書長往往能在最棘手的衝突中擔任公正調停者。宇譚在古巴飛彈危機中成功緩解危機,靠的正是來自亞洲與非洲領袖的支持,以及蘇聯領袖赫魯雪夫更願意回應聯合國的呼籲,而非美國總統的壓力。聯合國也促進了人權規範的建立與天花的根除等重大合作。
但到了1970年代,南北差距取代東西對立成為主要矛盾。全球南方與全球北方之間的爭議與理想,使聯合國一度成為全球討論貿易、殖民殘餘與種族政權問題的核心平台。然而最終各方疲於口水戰,務實妥協讓位於政治表演。
儘管如此,1990年代聯合國仍在多場衝突中成功促成和平協議,從薩爾瓦多到柬埔寨與東帝汶。但盧安達與波士尼亞的失敗也暴露其無力感。此後的官僚體系僵化,加劇南北互不信任。對北方國家而言,聯合國變成對遠方窮國進行援助與消極維和的工具;南方國家則對這個由二戰勝方主導、難以制衡強權侵略的組織深感不滿。
近年,G7、G20與各類非政府組織取代聯合國,成為多邊議題的舞台。雖然聯合國逐步在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議程中扮演角色,但實際影響力遠不如以往。而原本創建聯合國的初衷:防止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卻再次被忽視,從中東、烏克蘭到喀什米爾與南海,聯合國的身影幾乎全然缺席。
聯合國如今到底應扮演什麼角色?答案或許回歸最初使命:防止戰爭。正如愛爾蘭學者歐布萊恩所說,有些衝突未必需要聯合國解決,若是核戰邊緣,聯合國秘書長仍可能是不可或缺的調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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