館藏數萬件中國國寶 瑞典這家博物館要倒了？

瑞典東亞博物館可能被迫關閉的消息，讓瑞典與中國曾經密切合作考古的淵源再度被提起，不少中國人感慨，即使在中國主導下挖掘出來的文物，當年仍沒能全部留下；如今，中國已經強盛，人們期待，這些中國文物能以更合理的形式保存，讓中國人守護自己珍貴的文化遺產。

瑞典世界文化博物館總館長布里塔·索德奎斯特（Britta Söderqvist）近日宣布，由於房屋租金大幅上漲，決定在2027年關閉旗下四座博物館中的兩座：東亞博物館和地中海博物館。這個消息在瑞典社會招致強烈反對，認為不能讓租金毀了文化，也引起遠在6000多公里外的中國輿論的關注，因為預計關閉的東亞博物館，被稱為是「中國文化最大海外寶庫」，閉館後，這些文物何去何從、是否回流中國以及保存的相關爭議，備受關注。

據中國新聞周刊報導，在可能關閉的兩座博物館中，東亞博物館是中國人尤為關心的一座。它的館藏文物超過10萬件，其中80％到90％來自中國。更特別的是，博物館中絕大部分的館藏背後還有一段特殊的故事。這樣一座具有特殊意義的博物館一旦關閉，大量中國文物的命運，也將陷入迷霧之中。而在當地挽救博物館聲浪中，瑞典官方至今沒有給出明確的態度。

高房租擠走博物館？

東亞博物館位於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市中心船島上一座始建於18世紀的明黃色建築，館藏有新石器晚期的絢麗彩陶，商周、戰國時期的青銅器，還有數十萬本中國古代典籍。目前，東亞博物館由於修繕原因暫時關閉，計畫在2026年秋天重新開放，但如今，重開的承諾似乎無法兌現了。

這不是東亞博物館第一次面臨關停的命運。早在2016年9月，時任世界文化博物館負責人安·福林就曾提議關閉東亞博物館，將其與民族志博物館、地中海博物館合併。當時，她給出的理由也是「沒錢負擔」，後來因為遭遇了強烈抗議，博物館才得以倖存至今。

而現在，危險似乎真的來臨了。這一次，一些政界人士也開始為東亞博物館積極發聲。斯德哥爾摩市反對黨領袖揚·約翰松稱，如果城區租金太高，兩座博物館可以考慮搬遷到郊區，但絕對不能選擇一關了之。他強調，斯德哥爾摩是享譽北歐的文化之都，政府相關機構卻要主動提高租金，逼迫文化機構搬遷、關停。這樣的做法，對城市的文化吸引力是一種打擊。

儘管世界文化博物館方面已經保證，無論結果如何，東亞博物館、地中海博物館的館藏都會被完好保存，但人們依然對這些文物的去向憂心不已。

大量陶器來自仰韶

東亞博物館裡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中國文物？這源自100多年前的一天，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第一次來到中國河南澠池縣仰韶村。面對著厚厚的黃土層，他很快發現土壤中布滿了陶器碎片，幾分鐘後就找到了一片繪製著黑色花紋的暗紅色碎陶片。這一切讓他覺得簡直「不可想像」，也確定這片土地上將有重大發現。

安特生與中國考古學、中國文物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他是東亞博物館的奠基人和首任館長，如今東亞博物館裡的核心館藏，很多都是他千里迢迢從中國寄回的。

1914年，學習地質出身的安特生應北洋政府之邀，來中國擔任「農商部礦政顧問」，任務是替中國人「找礦」。慢慢地，安特生的研究興趣從古生物轉向了古代人類文明，考古活動中的豐富證據讓他確信，他能在這個領域有重大發現。

1920年，安特生的助手劉長山在河南澠池縣發現了大量陶器。此後，安特生前往考察，確定了彩陶和石器的存在。1921年10月，安特生和地質學家袁復禮、奧地利古生物學家師丹斯基等人共同對仰韶村遺址展開發掘，他們在17個發掘點，約30萬平方米的空間中，發現了大批令人震撼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石器、骨器、陶器和蚌器，這個遺址被命名為「仰韶文化」。

在這一過程中，安特生向合作的中國學者傳授了科學、嚴謹的工作手法，為中國的考古學建設打下了基礎。接著在「中國地質調查所」所長丁文江的安排下，安特生主導了甘肅等地的考古調查，「馬家窯文化」、「齊家坪遺址」等遺址相繼被發現。

到了1925年，安特生和中國的合作告一段落，他手中的文物如何處理也成了問題。雖然安特生在中國的活動得到了授權，但這些文物並不能歸屬他個人所有。此外，他的活動還得到了瑞典「中國研究委員會」的資助，「中國研究委員會」的主席，正是考古學專業出身、對中國文物極度狂熱的瑞典王儲古斯塔夫六世。因此，瑞典方面也希望能占有這批在中國發現的文物。

約定一半藏品寄還中國

最終，古斯塔夫六世和「中國研究委員會」提出了一個計畫，建議安特生將各個遺址中挖掘出的人類遺骸全部留給中國，而他在中國獲得的陶器、動物骨骼等可以先運抵瑞典進行描述、研究後，瑞典方面會將安特生藏品中的「最多一半」寄還給中國。瑞典還保證，將創建一個關於中國文物和藝術的博物館，將分得的中國文物傳承下去。

從現在的角度看，這個計畫有損中國人的利益，也並不公平。但在當時，中國剛剛建立起自己的考古學科，沒有能力獨立發掘和研究文化遺產，沒有相關的文物保護法，更沒有對文物的話語權。最後，「中國地質調查所」與瑞典簽署了協議，同意在未來將安特生的收藏平分。

負責操辦返還文物問題的安特生並沒有食言。回到瑞典，他就投入了文物的整理與博物館的籌建工作。1929年，安特生擔任館長的「遠東古物博物館」正式向公眾開放，其中的第一批珍貴藏品，就是安特生帶回的約3萬件未修復的陶器、陶器碎片，這就是現今東亞博物館的前身。

從1927年到1936年，安特生先後7次將1300多件文物返還給中國，返還的文物典藏在「中國地質調查所」下屬的「地質調查所陳列館」。可惜抗戰爆發後，中國大地陷於戰火，安特生返還的絕大多數文物已不知所終。

經歷了漫長的時間，安特生當年返還給中國的文物還是現出了蹤跡。2005年，在中國地質博物館的藏品庫中，工作人員發現了三個重量明顯輕於礦石標本的箱子，以及裡面一些古陶器碎片，經核對證實，這些文物應該是當年安特生和「中國地質調查所」聯合發掘、留在中國的成果。而箱中「混進」的一件寫有特殊編號的陶器碎片，就在安特生返還給中國的文物清單上。

為何這些陶器、碎片會出現在北京？事實上，如今的中國地質博物館，前身就是創立於1916年的「地質礦產陳列館」，也是安特生返還文物的接收機構。抗戰期間，「地質礦產陳列館」館藏在北京等地分別保存，戰後又在北京重新合併，是安特生文物可能出現在中國地質博物館藏品庫中的原因。近年還有300多件安特生返還的石器、陶器文物一直存在南京，中國地質博物館原常務副館長曹希平判斷，其中28件陶器應是安特生返還文物中的一部分。

而安特生的經歷也能證實，他曾在1936年11月來到中國親自送還文物，參加活動，還在南京「中國地質調查所」見到了自己早年採集的仰韶文物。

中國文物異域度過百年

瑞典與中國簽訂的文物協議，客觀上讓中國考古學界開始有了明確的權利意識。1926年，考古學家李濟與袁復禮在山西南部發現了夏縣西陰村遺址。當時，李濟的考古工作受到了美國弗利爾藝術館的資助，但他堅持與對方簽訂協議，約定發掘工作必須由中國學者主持，發掘出土的文物也必須全部留在中國。

此後，中國學術界開始在考古行動中採取各種方式，避免文物外流。1927年，北京大學聯合多家機構組成「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規定外國人來華考察應該以團體的方式進行，並與來「考察」的瑞典人斯文·赫定簽訂協議，讓他保證將考察得來的文物留在中國。

到了1930年，中國第一部文物保護法「古物保存法」誕生，明確規定「地下埋藏及由地下暴露地面之古物，概歸國有」。但在亂世之下，大量中國文物依然在戰亂中消失無蹤，或由於各種原因流落在海外的藝術館、博物館和收藏家手中。放眼世界，以協議的形式大規模收藏中國文物的博物館，幾乎只有瑞典東亞博物館這一家。

如今，東亞博物館與它所收藏的中國文物一起，度過了近百年的時光。1939年，安特生退休，他和東亞博物館的繼任館長、漢學家高本漢一起繼續投入對中國的研究，也在瑞典培養了一些中國文化的傳承人。高本漢在斯德哥爾摩大學的學生中，就有馬悅然、林西莉等一批對中國極為了解的漢學家。

曾與中國簽署文物協議的瑞典王儲古斯塔夫六世，在1950年加冕成為瑞典國王，他花了大量精力研究中國文物，1959年把收藏的2000多件中國文物贈予了瑞典東亞博物館。1963年，東亞博物館搬遷至船島的地址，與古斯塔夫六世所在的王宮相距不遠。很多人認為，這個安排，是因為國王希望隨時都能看到他熱愛的中國文物。

後來，安特生、高本漢和古斯塔夫六世相繼離世。瑞典東亞博物館也經歷了幾位「中國通」的管理，他們始終關心著這批文物的命運。2002年，東亞博物館曾聯繫過中國方面，公開尋找安特生返還文物的下落。2004年，時任東亞博物館館長、人類學家、考古學家馬思中，還將博物館收藏的一匹非法流入瑞典的陶馬返還給了中國。

這些專業學者對博物館的管理，如今都變成了歷史。近年來，東亞博物館的管理者不太了解中國文化，有能力守護博物館的人已經失去了話語權。因此，博物館的命運會陷入今日的僵局，也算是意料之中。

報導指出，正如2016年那場拯救東亞博物館的行動中，馬悅然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如今，瑞典方面把來自不同文明的博物館「混搭」在一起管理的行為，聽起來似乎符合「多元主義」的精神，但本質上只是一種簡單粗暴的管理方式，缺乏對文化本身的深刻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