倖存者凋零… 南京大屠殺歷史傳承人接力 真相不死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身分—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他們在「哭牆」上一筆一畫為親人名字「描新」，也接替了為祖輩繼續講述歷史的責任。

中國每年在12月13日舉行「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及家祭活動，悼念1937年12月13日慘死於日本軍隊刀下的死難者。但88年過去，登記在冊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從1987年的1756人減少到24人，搶救傳承歷史記憶刻不容緩。為維護歷史真相，38名遇難者的後代成為「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通過口述家族記憶、參與國際證言、出版書籍、擔任講解員等方式，接力講述這段歷史，倖存者凋零，但通過傳承，真相不死。

★傳承責任 一肩扛起

據新京報報導，自2022年起，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以下簡稱紀念館）啟動「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認證，共分4批產生了38名傳承人，美術教師胡靜雅就是其中之一。今年5月3日，胡靜雅的外公、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劉貴祥去世，享年95歲，一種更迫切的歷史責任感真正落到了自己肩膀上，「現在輪到我們來講述了」，她說。

胡靜雅記得，自己幼年時常會好奇地摸一摸外公後腦勺的一塊疤痕，那是日本兵毆打留下的痕跡，1937年，日軍侵占南京，七歲的劉貴祥目睹了父親與弟弟死於日軍之手，年幼的他被送去大校場做苦工。做工期間，一個日本兵揮舞木棍，狠狠砸向他的後腦勺。戰爭撕碎了整個家庭，劉貴祥幾乎哭瞎了一隻眼睛。胡靜雅很早就注意到，外公對於戰爭有極大的心理創傷，生前看電影「南京！南京！」時會淚流滿面。

他說，真實的歷史遠比電影慘烈殘酷。晚年時，為避免回憶的痛苦，他很少參加紀念活動。外公去世後，胡靜雅第一次參加家祭，才在那面「哭牆」上，找到了曾外祖父劉鴻賓的名字。外公曾說過，他的小腳母親曾帶著年幼的自己去屍體堆裡找過父親劉鴻賓的遺體。屍體幾乎都腐爛了，無法辨認，味道也很大，他們只能挨個扒開牙口看，靠著劉鴻賓一口整齊的小米牙找到了父親的遺體，在附近草草掩埋。

劉貴祥是今年去世的第五位倖存者。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日漸年邁，為留住並傳承當年那段歷史，愈來愈多的後代已經走向前台。2022年，首批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的認證儀式上，南京侵華日軍受害者援助協會副會長王衛星說，他們將成為傳承歷史記憶的「主力軍」。

2022年第一批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主要是倖存者的後代，一共13人，來自十個倖存者家庭，既有父子搭檔、母子搭檔，也有夫妻搭檔。其中年齡最小的是傳承人之一的夏媛的兒子、12歲的李玉瀚，幼兒園起就被母親帶著參加家祭，上小學後主動去紀念館做小小講解員，「別看他年齡不大，但他知道心疼太婆夏淑琴，也理解歷史傳承的責任」，夏媛說。

★外籍友人 首次納入

今年8月15日，抗戰勝利80周年紀念日，又有六人成為第四批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張慶是在安全區救助難民、戰後出席審判作證的許傳音的曾外孫女；吳建琦是「京字第一號證據」相冊的保存者吳旋的女兒；托馬斯・拉貝是南京安全區主席約翰・拉貝的孫子；梅根・布萊迪是參與施救難民的南京鼓樓醫院醫師理查德・布萊迪的曾孫女…這也是首次將外籍友人納入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

至此，38名歷史記憶傳承人，圍繞倖存者、救助者、證人、證據保護者等多重身分，構成了一張歷史記憶傳承的全景網絡。

8月接過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的證書後，托馬斯・拉貝再次走訪參觀了拉貝故居。就是在那裡，祖父約翰・拉貝參與救助了20多萬難民。他在這期間寫下共10冊超過2000頁的日記，是南京大屠殺最重要、最翔實的史料之一。

約翰・拉貝1882年生於德國漢堡，1908年來到中國，1937年日軍侵占南京前沒有選擇離開，「祖父和家人們在中國生活了30年，為西門子公司工作了25年，他的兒孫都在北京出生，在中國有許多朋友、同事。在他看來，保護他們是一種道德責任，因此，他覺得必須留下來」，托馬斯・拉貝說。

為保護南京的難民，約翰・拉貝與20多位外籍人士共同建立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他被推選為委員會主席。不足4平方公里的安全區內，設置了25個難民收容所，25萬中國人在此避難。他還開放了自己的私人住宅和花園，與後面的德國學校以及幾座較小的建築形成一個建築綜合體，稱為「西門子保護區」，收留了650位平民，並利用自己的外籍身分，不斷向日軍抗議。

然而1938年2月，迫於德國政府壓力，約翰・拉貝被遣送回德國，此後在柏林做過南京大屠殺演講，揭露日軍暴行。二戰後期，拉貝一家在柏林多次遭轟炸，住所被毀，一家生活困頓。1947年消息傳到南京，曾受拉貝幫助的中國朋友籌集了超過2000美元(約1萬4000元人民幣)及各種物資，幫拉貝渡過了難關。

托馬斯·拉貝如今是海德堡大學醫學院教授，長期致力於中德醫學合作交流。跨越國界合作的種子，也許從祖父在南京時就悄悄種下了。當年的拉貝、魏特琳等22位西方人士留守危城南京保護難民，同時也有1500多名中國同胞直接參與安全區的工作。而許傳音就是其中一位。

★揭發暴行 家族祕密

家祭前一周，張慶參加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辦的第九屆「感恩・南京安全區」國際和平徒步活動，起點在南京師範大學，這個前身為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校園，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曾作為難民收容所庇護難民，避難者最多高達1萬餘人。張慶接到的任務是在魏特琳雕像處，為其獻上生前最喜愛的菊花，並向參與徒步的人群講述那段歷史往事。

在參加活動前，張慶又重新閱讀了「拉貝日記」和「魏特琳日記」，書中提到的「許博士」正是她的曾外祖父許傳音。然而，對於曾外祖父的戰時往事，張慶家人以前並不清楚。張慶說，直到2003年，家人在報紙上看到一則尋人啟事尋找許傳音的後人，張慶的母親見到了南京大屠殺研究者張連紅，家人才得以了解許傳音在南京大屠殺時期的經歷。

許傳音出生於安徽貴池的一個普通家庭，1915年獲庚子賠款留學基金資助，在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攻讀並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1928年來到南京，曾任鐵道部營業司司長等職。1937年，日軍攻打南京傳聞甚囂塵上，許傳音留守南京，受邀參加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持安全區難民的住房安排工作，還把峨眉路自建的洋房拿出來安置難民。許傳音擅長英語，他應邀擔任世界紅卍字會副會長，開辦粥廠，救濟難民，參與主持收埋4萬3000餘具屍體工作。

今年熱映的電影「南京照相館」講述了一個與吳建琦父親吳旋有關的故事，但吳建琦說，她也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知道父親的「祕密」。吳建琦表示，某一天，父親讓其陪他去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見到了一本泛黃相冊，封面手繪了一顆滴血的心臟，一把銳利的刺刀和一個怵目驚心的「恥」字。原來這是父親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撿到的一本記錄日軍殺人強姦暴行的相冊，他冒著生命危險保留下來，抗戰勝利那天交給南京市臨時參議會，作為「京字第一號證據」，成為審判南京大屠殺主犯之一谷壽夫的鐵證。

●受害者孫女接棒赴日 讓更多人知道歷史

12月5日，張慶向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捐出了一枚許傳音的印章，那是許傳音為數不多留下來的遺物。曾外祖父留下了太多謎，生前他很少對子女說起戰爭經歷，怕影響到子女。張慶退休後，開始閱讀相關史料，試圖通過這種方式重新認識曾外祖父。張慶的外祖父在上世紀50年代曾手寫過一分檔案，裡面提到了許傳音的一些經歷，張慶就結合歷史資料一點點梳理許傳音的關係圖和經歷，並寫成文章，發給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專家。

張慶一直在思考，作為一名歷史記憶傳承人還可以做些什麼？應一家媒體之邀，張慶與夏淑琴的外孫女進行了一場對話，講述了各自家族的故事，把歷史講給更多人聽。

夏媛的外祖母夏淑琴是第一位到日本傳播南京大屠殺史實的倖存者。1937年12月13日上午，日軍闖入夏淑琴位於新路口5號的家中施暴，九口之家只剩下八歲的她和四歲的妹妹。夏淑琴一生都在為歷史真相奔走。1994年，65歲的夏淑琴踏上日本國土，參加日本民間組織的和平集會，向日本民眾痛述了自己的親身經歷，披露了日軍在南京實施的慘無人道的暴行。

然而，夏淑琴此舉卻招來日本右翼作家稱其「假人證」的汙蔑，並被起訴。2006年，77歲的夏淑琴赴日應訴，並當庭反訴對方侵犯名譽權，最終獲得勝訴。

近20年來，儘管她贏得了官司，卻始終有一個心結，在今年的家祭活動上，她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我今年已經96歲，以後不一定常來了。我唯一的念想，就是在有生之年看到日本官方承認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給我的家人，給所有遇難同胞一個交代」。

如今，接力棒交到了夏媛手中。今年7月，夏媛與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館長一同去往日本京都立命館大學，講述外婆一家被侵華日軍殺害的經歷，並受南京出版社委託，向立命館大學國際和平博物館贈送了「世界記憶名錄—南京大屠殺檔案」，讓這本書首次進入日本的公共文化機構，首次完整入藏日本高校。

讓夏媛印象深刻的是，講座結束後，有很多日本市民主動找到她，關心外婆夏淑琴的身體狀況。「還有一個日本大學生告訴我，他曾經在北京生活了15年，了解過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真相，但是聽完這次我的演講以後第一次知道了日軍的行為如此惡劣，他說希望有更多的日本學生能了解這段歷史」，夏媛說。

只要去講述，就能收到回音。張慶也相信這一點，「我們普通人能做的，就是銘記這段歷史，知道我們的先輩為什麼要奮鬥，為什麼要抗爭，然後傳承下去」，張慶說，「這是我們的責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