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節的聯想

我的母親出生於上世紀二○年代末的江蘇吳縣一個殷實家庭，外公是一九二〇年代留學英國曼徹斯特工程學院的鐵路工程師，外婆則是一名教師。母親童年時居住在吳縣縣城一座頗具規模的宅院，十八間房屋，庭院深深，氣派寬敞，是當年吳縣最大的宅邸。到一九四九年，那座宅院成為縣委書記的住所，時代變遷的痕跡，悄然刻印在一磚一瓦之間。

母親天資聰穎，自幼成績優異。抗戰期間，舉家遷往昆明，外公在鐵路局任職，母親進入西南聯大附屬中學求學。在那個群星璀璨的年代，她與許多後來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人同處一校園，其中就包括抗日名將杜聿明之女杜致禮；杜致禮後來與楊振寧結為伉儷，而楊振寧於一九五七年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這些人物與時代的交錯，也構成了母親青春歲月學養與氣度的重要起點。

一九四六年，母親同時考取北京大學醫學院和北京農業大學。面對抉擇，她一度猶豫，最終在身為工程師的外公建議下，選擇了醫學之路，那年她只有十七歲。求學期間，母親曾因參與學生運動被停學一年，後得以復學，這段插曲，反而促成了她與父親的婚姻，兩人是同班同學。他們所屬的是當年少見的七年制醫學班，即「七級班」，這種長學制培養，使他們打下了深厚而紮實的理論與臨床基礎，後來同班同學多成為中國各專科領域的中堅力量。

畢業後，母親留在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工作，進入內科，師從留學歐美歸國的王叔咸教授。王教授於一九四五年自協和醫院轉入北大醫院，創建了內分泌與腎病學科，母親在其指導下迅速成長。

臨床實踐中，她注意到傳統的糖耐量試驗操作繁瑣，便結合中國北方飲食習慣，提出以標準重量二兩一個饅頭替代葡萄糖負荷，創立了「饅頭負荷試驗」：即進食後三十分鐘、六十分鐘及一百二十分鐘檢測血糖。這一方法簡便易行，貼近實際，極大地方便了糖尿病的臨床診斷。其研究成果以第一作者論文形式發表於一九六四年的「中華內科雜誌」。

父母工作繁忙，常常值夜班，家中曾請尉大媽照顧我和弟弟。文革開始後，雇用保母被視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母親含淚辭退了尉大媽，從生爐子、買菜、做飯到打掃衛生，一切親力親為。

然而命運多舛，我十二歲那年，父母被下放至相隔兩千公里的農村衛生院，母親在甘肅酒泉，一家人三個地方，我與九歲的弟弟留在北京，相依為命十四個月。那段歲月讓我過早學會了承擔與自律，如今回想，仍覺驚險而幸運。

母親回京後，醫院仍由工人宣傳隊管理，她只能默默承受。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醫院收治大量擠壓綜合症導致腎功能衰竭的病人，母親臨危受命，雖非本專科，卻日夜奮戰，白天診治，夜晚研讀文獻，很快總結出關於腎衰竭患者心臟問題及腎病激素相關內分泌變化等研究成果，並發表多篇論文於「中華內科雜誌」。

七○年代末，醫院恢復內分泌科，母親重返專業領域，並赴史丹福大學進修。回國後，她帶領科室發展至國內領先水平，並參與高幹醫療保健工作。曾有一次，她赴中東為一位國家元首診病，數周內使元首病情顯著改善，對方贈以數個粗重的金手鐲致謝，而母親回國後全部上交國家。

改革開放後，各地陸續歸還文革前被沒收的房產。母親是獨生女，我曾問她是否要申請收回吳縣的祖宅？她只是輕輕搖頭：「不需要，你們也不會回去住。」停了一下，又說：「我現在過得很好，也不缺錢。」她說得平靜而篤定，彷彿那座曾經十八間房的老宅，不過是歲月中一段已然遠去的風景。多年以後回想，我才慢慢懂得，那份淡然並非輕易，而是經歷時代起伏之後，對得失的真正看透。

母親一生少談自己，亦不以成就自矜。母親是我的楷模，她學識淵博，為人正直善良，對醫學一絲不苟，對名利淡然處之；她經歷過時代的動盪與人生的起伏，卻始終守住內心的原則與尊嚴。於我而言，她不僅是一名醫者，更是一種精神的存在：在困難中不退，在選擇前不亂，在榮譽面前不驕，在責任面前不避。每逢母親節，我總會想起她的一生：那不張揚卻堅定的光，照亮了她的時代，也默默指引著我們這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