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與花的陪伴

一九九九年二月，台北聖家堂王敬弘神父的葬禮上，人潮擠得水洩不通，走道也站滿了送別者。我坐在長椅上，望著一張張低垂的面孔，心中卻出奇平靜。

風琴奏起，我腦中忽然迴旋著那支土風舞曲「星與花」，記憶如潮水般湧來，心中卻升起一份深刻的平安——那份平安，我在十四年前也曾經歷過。葬禮那天，天主教、基督教與佛教的朋友都來了，許多人在擦眼淚，而我的思緒被拉回到一九八五年八月，生父病危前的一幕。

父親患癌，我滿懷恐懼從美國飛回台灣。下了飛機，我立刻打電話給王神父，他二話不說答應來醫院與我會面；有人與我一起承擔，我的心稍感安定。

他原計畫在病房為父親祈禱，但隔床躺著另一名病人，人來人往頗為嘈雜，他便提議改去耕莘文教院。他是當年大專學生的靈修導師，坐在那熟悉的辦公室裡，他平穩的聲調，很快讓我沉靜下來。

禱告時，我腦海中浮現一幅畫面：身穿白袍、光潔明亮的耶穌站在父親病床邊，雙臂伸展，父親微微側頭，臉上露出安然的笑容。就在那一刻，電話鈴聲響起，三姊報來消息：父親剛走，臉上帶著微笑。同一個時間，同一個微笑，我的心立即被一種深刻的平安包裹。

多年以後，我逐漸明白，王神父陪伴人的方式，不是替人消除痛苦，而是帶人走入內在的寧靜。

十七歲時我初識王神父，他尚未晉鐸，仍是修士，綽號「大力水手」。少年時調皮的我愛開玩笑，他幽默風趣，能言善道，我們常辯論不休，每次「舌戰」都痛快淋漓。

王神父喜歡在學生活動中跳土風舞，當年那支著名的「星與花」是他的最愛，舞姿嫻熟，許多同學爭相共舞，而我總在一旁觀看，也從未問過他為什麼特別喜歡這支舞曲。如今回望，我明白：與人共融，也是他的一種陪伴方式。

女兒念幼兒園時，我懷了第二胎，滿心期盼是個男孩。在原生家庭裡，我是第四個女兒，因此被送養，也許正因那段經驗，我特別希望有個兒子，彷彿能修補自己性別上的缺口。我患得患失，於是寫信給王神父。

不久，他寄來一捲錄音帶回覆，囑咐我學會「交托」。他直言，不論結果如何，我都必須學會超越，否則只會「永遠像個沒長大的孩子」。因為與我夠熟，他才如此坦率。他要我放手的，不只是嬰兒的性別，更是對人生「必須可控」的執念，這個學習，在往後每一次面對不確定時，都成了我的支撐。

錄音播放結束時，卡帶中意外傳來電話鈴聲——有人約見、有人詢問活動、有人請益。每一次鈴響，他都輕嘆：「天主啊，天主……」，聲音裡透著疲憊，回應卻毫不遲疑，直到錄音帶錄滿，自動停止。那被意外錄下的一段，使我窺見他馬不停蹄的日常，也更明白，他對我這個早已畢業的學生仍未放下的關愛。他像夜裡的星，總在別人需要時亮著。

或許正是這份日以繼夜的付出，使他像燃燒的蠟燭，提早走到生命的盡頭。大學畢業後，同學們各自散去，但導師的離世，使我們被同一份愛召回。葬禮上，不少人如我一樣，從世界各地遠道而來。

那天，「星與花」的旋律又在心底響起，映照墓園上空澄明的天色。星不為自己閃爍，卻照亮夜行的人；花不為自己盛開，卻讓四周芬芳。他曾像星一樣照耀，像花一樣陪伴，教會我不害怕黑夜，鼓勵我在不確定中始終盼望，在不可逆的現實中學會放下。

有時，我仍會想起那支舞——並肩、旋轉、抬腿，彷彿他依舊在耕莘文教院的活動大廳裡。他生命的光依舊在我心底綻放，閃耀著愛與安慰。星仍在天上，花仍在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