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班生(下)

時間飛快，我們已經走完第三個春秋，升到六年級了。我和任山梅約定畢業以後去考同一所中學，我們的理想也差不多，將來做一個為國家有用的人材，我們兩人不離不散做永久的好朋友。

畢業前兩個月的一天早晨，我仍然去約她一同上學，只見她紅著眼圈，看著我，想開口說話，聲音沒有發出來，淚水嘩啦啦地直流。我急忙問她發生了什麼事，她用嘶啞低沉的嗓音告訴我，她要離開學校了，不能再和我天天一同去上學；媽媽要她去一個襪廠當學徒、做工，說是為她找到了出路，還能賺錢幫助一下家庭。這是一個老鄉為她爭取到的機會，叫她好好想想，一切都是為她個人和家庭考慮的。

她又說，第一她捨不得學校，第二不願意離開我，可是現實又不能違背，心裡亂得慌。我一聽，轟的一聲，怎麼會這樣啊？萬萬沒有料到小小年紀，她才十四歲，就叫她去幹活打工，這不是童工嗎？國家是不允許的。我的眼圈也濕潤了。任山梅說，媽媽謊報了她的年齡，關照不要聲張，否則名額就被別人搶走。無奈，困難的家庭扭不過現實生活，她哪有力量挽救這個局面呢，只能屈服。我啞口無言，只有難過和失望，呆呆地站在那裡很久很久。

任山梅去襪廠做工，工廠基本都是年輕的女工，她們工作辛苦，三班倒，輪流操作生產機器，整整八個小時都是站著的活；思想要高度集中，織襪的過程中，跳了針就是次品，同時還要受到工頭的嚴厲訓斥。

由於三班倒的緣故，任山梅搬到工廠的女工宿舍去住了，打那以後，我和她基本上見不到面，我每天上學路過她家門口時，總會不自禁地在那兒站一會，有一股失落感籠罩著我。後來，我們的共同言語也不在一個層次上，逐漸聯繫少了，疏遠了，淡忘了。

文化大革命，開始是打倒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第二步是敢於摸老虎屁股，接著各部門、各單位的當權派都靠邊站，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後來形成了保皇派和造反派，兩大派系互相攻擊、爭鬥，兩派無休止地爭吵。

此時，工宣隊進駐上層建築，如高等院校、設計院、研究所等單位，綱領是「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向工人同志學習，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我在研究所工作快一年了，這樣的大風大浪沒有經歷過，搞不清什麼派什麼派的，當了個逍遙派，倒也挺自在。

一天去單位上班，只見辦公室的大門敞開，每個同事包括我的辦公桌子抽屜全貼上了封條，然後一個工宣隊員，叫我們把自己的名字寫在台子上，以便對得上號，方便核查。我把自己的名字寫在桌面上，其他的同事也都一樣。工宣隊命令寫好的人員都離開現場，他們要檢查每個人抽屜裡是否有「封資修」的東西。

我的抽屜裡放有幾張電影院做廣告的外國明星照片，照片上是穿戴時髦、袒胸露背、性感十足的美女和模特，我一時很緊張害怕，深怕給我戴個什麼帽子。檢查完畢，我回到原座位上，趕忙拉開了抽屜，一看，沒有絲毫翻動過，還是老樣子，照片仍舊躺在抽屜的底層。我疑惑不解。

到了中午電話響了，傳話叫我到工宣隊辦公室去，我心裡像打鼓似地焦慮、緊張、害怕，腿也發軟，不知會發生什麼？辦公室只有一名女同志，而且是工宣隊的大隊長，她叫了我一聲，說：「請坐。」我坐在她的對面，低著頭不敢正視她。

「我叫任山梅，妳不認識我了嗎？」我抬起頭，又驚又喜，又激動又興奮：「啊！老同學、老朋友，怎麼是妳？」

研究所裡帶我工作的一個老師，他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總照顧關心著我，而且要重點培養我，現在正關在牛棚裡勞動改造，被定性為「反動學術權威」。我對任山梅說：「只求妳一件事情，在不為難妳的情況下，能否幫助這個老師解放出牛棚，脫掉帽子，讓他恢復正常的生活和工作？拜託了。」

一個星期以後，老師回到了辦公室，高興地向組員們說：「感謝工宣隊，把我的事情調查清楚了，讓我和大家繼續努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