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褪色的和平飯店(上)

兒時常聽父親提及「和平飯店」，我只是模糊地知道，它位於外灘，靠近黃浦江，高級又昂貴，是普通人一生難以企及的地方。父親的語氣總帶著幾分敬意，彷彿談論的不是一座飯店，而是一段被時間鍍金的傳奇。

長大後多次去外灘，總會路過和平飯店（見圖）。仰望高聳的建築、厚重的石牆，它像一名不動聲色的老紳士，矗立在江風與人潮之中。醒目的巨大燙金招牌下，站立著穿制服的英俊門衛，他的白手套似乎隔開了外面的世界，門內讓人遙不可及。

後來，影像為這份距離添上了想像的羽翼。多部電影曾在和平飯店取景，我看過不少經典作品，諸如「馬路天使」、「不夜城」、「永不消逝的電波」、「子夜」等，銀幕上的旋轉門、套房的落地窗、爵士樂流淌的夜色，讓和平飯店不再是父親口中的一個名詞，而成為一個時代的容器，一個故事不斷發生的大舞台。我也在內心默默發誓，等哪一天有經濟能力，非要進去住一晚，探個究竟。

可是，到了一九九○年底，我遠赴加拿大，生活被語言與現實重新書寫，和平飯店則成了記憶中一枚安靜的書籤，夾在「故鄉上海」的那一頁裡。「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那座神祕的和平飯店，從此在遙遠的東方，與我北國的歲月毫無交集。

時間是一把無聲的銼刀，一晃眼就到了一九九九年，我已娶妻生子。那年冬天，我偶然看了周潤發主演的電影「和平飯店」，被深深吸引，發哥扮演的「殺人王」富有悲劇英雄色彩，也再次激起我思念真正的和平飯店。

二○○六年夏天，我帶著妻兒回上海省親。那年，大兒子十歲，小兒子才七歲，正是對世界充滿好奇的年紀。或許正因如此，我忽然意識到，是時候完成那個埋藏多年的夙願——入住和平飯店，也讓「香蕉人」見見世面，看看大上海。

和平飯店位於中山東一路、南京東路交界邊，設有南北兩樓，中間隔著並不寬敞的南京東路。我們選擇了南樓，位於南京東路二十三號（中山東一路十九號），老上海人更熟悉叫它「外灘十九號」。

與其他灰色的建築相比，南樓的外牆給人留下了耳目一新的印象，大面積白色面磚，以紅磚腰線分割，底層則為石砌，線條簡潔、比例嚴謹，屬於新文藝復興建築風格。這座建築原名匯中飯店大樓，早在一九○八年就竣工，高三十米，共有六層，以磚木結構為主。

踏入大堂，空間並不張揚，卻自有一種低調的莊重，樓梯扶手的弧度、天花板的裝飾，彷彿仍保留著二十世紀初的呼吸節奏。搭骨董電梯上樓，走廊裡的光線柔和；客房雖然不大，設備也較陳舊，但布置得十分雅致。

這裡不僅是為了炫耀奢華，也是為了安放歷史。清宣統元年（一九○九年）二月，首個國際性的禁毒會議——萬國禁菸大會，便在這裡召開，中、英、美、法、德、日等多國代表齊聚一堂，為人類共同面對的毒品問題尋找出路。那次會議，直接推動了「海牙鴉片公約」的締結，在世界禁毒史上具有畫時代的意義。

理想、未來中國的藍圖，也曾在這裡激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不久，孫中山先生赴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前下榻於此，並在上海各界歡迎大會上，他首次喊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口號。

南樓不再只是旅途中的棲身之所，而成為一段民族記憶的駐點。其實，許多中外名人都蒞臨過匯中飯店。二十世紀三○年代，英國文豪蕭伯納、喜劇大師卓別林先後到訪上海，均下榻這裡；美國五星上將馬歇爾將軍、外交官司徒雷登校長，都曾經在這裡留下了足跡。

和平飯店所處的位置極佳，四周交通便捷。白天，我們就逛飯店門口的南京路步行街，再去附近的人民廣場，參觀上海博物館和城市規畫展示館，了解上海的發展歷史；傍晚，我們打車去附近的豫園與城隍廟，參觀傳統江南園林和民俗文化街區，吃南翔小籠包、寧波湯糰，體驗老上海的風情。

夜晚，我們從和平飯店出來走幾步，就到了燈火璀璨的外灘。在觀景台上，我們轉身看萬國建築群，和平飯店格外耀眼。隔江相望，東方明珠電視塔、金茂大廈近在咫尺。絢麗的燈光秀開始了，看得兩個兒子都傻了眼，大兒子感慨地說：「比曼哈頓還美。」

半夜回到和平飯店，我站在窗前觀看，外灘的燈火依然映照江水。兩個孩子在房間裡興奮地跑動，毫無睡意，他們對歷史尚無概念，只覺得住進了「很厲害的地方」。而對於我來說，第一次真正走進父親反覆講述的那個世界，心中湧起的是一種遲到的完成感。

本來以為，住了一次和平飯店應該有如釋重負的感覺，但沒料到，日後對它的關注卻變本加厲，凡在新聞上看到這四個字，會反覆閱讀。我終於明白，和平飯店早已成為一種揮之不去的情結，扎根在我的心靈深處。

我們入住的第二年，南北兩樓都經歷整修和重組，為期三年。二○一○年，北樓作為加拿大費爾蒙酒店集團旗下「上海和平飯店」恢復營業；南樓則改為「斯沃琪和平飯店藝術中心」，主要對藝術家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