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印記

大集體時期，維持農民生計的糧草除自留地少量收穫之外，大部分來源於集體分配。於是，生產隊場頭成為糧草集散之地，尤其是夏秋兩季收糧期間，滿目糧屯草垛，社員偷糧順草的流損之事時有發生。

所謂流損，就是收成之時，一些手腳不老實的社員，在經過生產隊的場頭時，順手牽羊從糧屯上抓一把麥子稻穀黃豆裝進口袋，帶一個玉米山芋蘿蔔或是從草垛上拔一把草帶回家，一天不多，十天許多，集體再肥也經不住眾人天天「薅羊毛」。於是，蓋印成為防止流損和偷盜的主要手段。

印是老棗木刻的，無論高溫潮濕還是寒冷乾燥都不變形。印體由兩個內外套盒組成，內盒長約四十厘米，寬約二十五厘米，深約二十厘米，底板厚約二厘米，上面鏤空豎排刻著隊名「中西」兩個老宋體大字，板面蒙一層細銅絲網，盒面無蓋，有手柄，盒內裝生石灰風化成粉狀的「洋灰」；外盒比內盒子略大，蓋的一端帶鉸鏈可以翻開，另一端有鐵扣用以上鎖。

用印是大事，生產隊社員大會選舉鐵面無私、一心向公的鳳山二爺、福海大爺和中堯隊長負責。

一九六一年是大陸連續三年自然災害的最後一年，也是最嚴重的一年，從春天到夏收，幾乎沒下什麼雨，田裡莊稼近半枯焦。八月初，剛收上場的玉米棒子雖堆得人把高，但退了苞葉的棒子卻有兩三寸長的空頭，全是無法食用的秕粒。老把式陳國祥從偌大的棒子堆上隨手拿起一個，端詳許久，然後從中間捏了稍飽滿的一顆玉米粒放進嘴裡嚼了嚼，說：「皮太厚，漿水不足。一半收成不到。」

憨厚誠實的福海大爺是當了十幾年的老保管員，他將零散的玉米棒子逐個撿到堆子上。在中午放工時，社員們扛著各式農具從棒子堆邊經過，小羊子趁大家不注意，彎腰順了一個拳頭大小的玉米棒子，若無其事地走了。

福海大爺其實在大家還沒走近玉米棒堆時，就密切注視著每個人的一舉一動，小羊子的小動作當然逃不過他的火眼金睛，於是他一個「穿將（速度像閃電一般）」趕上去，從小羊子手裡奪回了棒子：「哼，你以為我沒看見。」小羊子回頭朝他啐了一口吐沫：「活鬼。」這類雞零狗碎的事兒福海大爺碰得太多，他也不介意，將棒子輕輕放到堆上，朝候在一旁的風山二爺：「快蓋。」

下身穿大褲衩、上身著背心的風山二爺孤寡一人，他笑咪咪地繞棒子堆仔細打量，視察有無不平整的地方，然後從略凸的地方拿了兩個棒子放到微凹的地方，這才打開印盒，輕輕拎出木印，防止洋灰灑出，然後貼著棒子堆底沿蓋印。木印神聖地往地上一擱，受重力作用，洋灰從篩孔漏下，垂直拎起木印，地面上出現兩個清晰的立體洋灰白字「中西」，每隔兩尺左右蓋一次，最後又在棒子堆中間不同部位蓋了幾個。

蓋過印的棒子堆，哪怕輕輕移動一個棒子，木印蓋出的洋灰白字就會變形，所以，印跡是一道至高無上的牆，誰要是破壞了它，那就是偷盜，是犯罪。

蓋印之後，風山二爺將木印放回印盒，搭上鐵扣，轉身朝正在與會計談話的高個男人大聲喊：「堯隊長，鎖印。」堯隊長應聲走了過來，從褲帶上取下鑰匙，把火柴盒大小的銅鎖打開，將鎖扣穿過鐵孔，「卡嚓」鎖上。

下午二時，十幾個婦女勞力準時上工來到場頭，聚在棒頭堆周圍聊天。雖然只是過了兩個小時，福海大爺還是鄭重其事地沿著棒子堆四周仔細查看印跡是否完好。風山二爺接著也查了一遍，沒有發現異樣，便朝等得有些不耐煩的婦女班長蘭女子說：「好了。」大家這才一湧而上，七手八腳地用奮箕扒棒子，三人一組開始掰玉米粒，一人用錐子在棒子中間犁出一條溝，另兩人分別用雙手磨搓玉米芯的方法，將玉米粒從棒子上一粒粒搓下。

糧堆即便蓋過印，偶爾也有被盜情況的發生。

有年夏收之後，剛脫粒曬乾還沒來得及進倉的小麥囤子，四周印跡有一點被踩過，保管、用印、隊長三人現場察看，一致判斷有人偷了小麥，於是開社員會通報，隊長希望有人站出來承認：「只要交出贓物，就不追究。」結果，無人承認。

於是，堯隊長發動骨幹逐一排查。最後還是風山二爺從出場頭東南二十幾米小路旁邊的草尖上，發現一點洋灰痕跡，順藤摸瓜指向這條小路走到盡頭的三歪家，從他家米缸裡發現一個裝有幾斤小麥的布袋，三歪供認不諱，後來在社員會上被掛牌子批鬥認罪。從此，隊裡再沒發生過偷盜失竊之事。

每每想起這段往事，總令我深思。世界上最堅固的鎖鏈並非銅鎖，而是公眾對規則的敬畏；最深刻的印記並非灰痕，而是苦難中淬煉的公共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