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俞吾金教授

三十年前，我作為外校旁聽生，採訪過復旦大學大名鼎鼎的俞吾金教授。斯人已逝十年有餘矣，塵封的記憶一旦打開，依然是那麼鮮活。

一九九三年，復旦大學的辯論隊在新加坡舉辦的「國際大專辯論會」上力克群雄，拔得頭籌，領隊兼教練就是哲學系的俞吾金教授。因為中央電視台全程播放，辯手們聲名鵲起，在上海的大專院校所到之處如明星般耀眼。而隨後復旦出版社趁熱打鐵，推出了「獅城舌戰」一書，暢銷全國，從書中我讀到了俞吾金教授的總結與心得，感覺受益匪淺。

因為特殊的歷史原因，我當時在上海外國語大學，而不是復旦大學，就讀新聞專業，但是「復旦新聞館，天下記者家」的說法一直深深吸引著我，早就決定要報考復旦大學的研究所。

機緣湊巧，我有一名中學學長在復旦就讀，屬於「消息靈通人士」，春季學期開始，我從他那兒得知了俞教授將要開一門「新儒家思想」的選修課。作為外校學生，我是沒有資格修課的，但復旦從來有敞開大門的傳統，我和同寢室的閨密覺得聞名不如一見，不妨試試去蹭課聽。

記得那門課在復旦第四教學樓的一個教室裡進行，我和閨密提前了大約十分鐘趕到，眼前的景象讓我們大吃一驚。只見裡三層外三層，學生們圍得水洩不通，教室裡人聲鼎沸，不僅門口堵住，連窗框上都坐滿了人，可見和我們一樣有名人情結的仰慕者不少。幸好我的學長給我們事先占了座位，我們才能連聲道歉，一路殺進重圍。

這樣的情形可能俞吾金教授自己都沒有預料到，不過他畢竟是見過大陣仗的舌戰「主帥」，以不變應萬變，談起了「中國最後一個儒家」梁漱溟。很快，大家安靜下來，心情隨著梁漱溟的命運起伏。我那時把哲學看得很高深，覺得有許多地方似懂非懂，連忙筆記，以後可以慢慢查參考書。課間休息，我有機會近距離觀察俞教授，他看上去謙和敦厚，沒有架子，對於學生的問題有問必答，是名誠摯君子的模樣。

這門課時長一個學期，冬去春來，我們學到了新儒家的三代四群，也了解了他們博大精深學術的一些皮毛。不過，這門課的聽課者從門庭若市開始，慢慢減少，最後偌大一個教室都快要坐不滿了。最大的原因自然是很多學生是慕名而來，瞻仰完畢就打道回府了，他們其實對於這門課沒有太大的興趣。另一個原因是有很多新儒家的著作，如熊十力的「新唯識論」，需要花功夫去讀，一些人也打了退堂鼓。

而俞教授的講課風格也不同於復旦辯手們的大啟大闔、激情四溢，他的思維很周密，表述很嚴謹，側重於開發心智，啟發思維。他從來不點名，也沒有作業，只要學期末交一篇論文。

一個學期的課程結束，在夏至未至時，我本校的新聞採訪課有一個作業需人物專訪。我懷著惴惴的心情在一節課後提出能不能請俞教授撥冗接受我短暫的採訪，我聲明自己只是一個外校學生，不是正式記者。出乎我意料，俞教授爽快地答應了我的要求。

在最後一門課後，我面對面和俞教授交談了大約半個小時，而閨密給我們拍下的舊照我至今珍藏著。當時，他說的很多話我都未必能領會，而如今年久日長，我更是只記得吉光片羽。

但有兩個問題的回答我印象很深刻。記得我請教他，我將來以英語為主報導新聞的話，學習新儒家思想乃至哲學是否有意義。俞教授語重心長地勉勵我和閨密，哲學非無用之學，有一定的哲學修養是事業的基礎。而他也提到了與他交往甚密的哈佛教授杜維明等最新一代儒家，他們都借鑑了西方的學術，以英語著述。

還有一個問題是我困惑不解的，即把曾經「評法批儒」的馮友蘭歸於新儒家，是否有點勉強。而俞教授很耐心地解釋了特定的歷史條件，和怎樣客觀地看待一個人的複雜性。我記的很清楚的是，他說馮友蘭的所思所為和儒家的入世精神並不矛盾——我想這大概是他忠厚的微哂吧。

這次採訪我寫了一篇英語的人物專訪作為作業，可惜因為課程結束，我又面皮比較薄，不敢去復旦哲學系再次占用俞吾金教授寶貴的時間，將這篇我覺得寫得不錯的作業呈給他。過了兩年，我成為了復旦新聞系的碩士研究生，常常又有機會聆聽俞教授的講座和座談，不過他當然已經不記得我了。

如今回想起來，非常有意思的是，俞吾金教授雖然在大多數人們心中是一九九三年「獅城舌戰」的總指揮，但他其實並不是巧言善辯之人，他的人格魅力倒更像是「春風拂面，細雨潤物」，讓人久久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