啓蒙瑣憶

一九五三年我就讀於台灣新竹「民富國小」，開始接受六年的啟蒙教育。開學第一天，父母帶我到學校，當著導師的面要求嚴格管教。

民富國小位於北門市郊，當時政府推行「講國語運動」，老師們原受日本教育，光復後才學習國語，發音南腔北調。老師發音不標準，教出來的學生發音也就不標準，這現象成為當時台灣自北到南愈來愈嚴重的問題。

小學六年我一直打赤腳上學，從家裡到學校須走過稻田阡陌，小路鋪著煤炭末、小石頭，大概是走習慣了腳底生繭，並不覺得痛楚。我的第一雙布鞋是小學五年級買的，當時我是班長，每星期一周會升旗要站在前排，為了班上的「面子」，母親才買了一雙「回力牌」，讓我周會升旗時穿。

我自幼喜歡看電影，為了看日片「宮本武藏」，偷偷地挪用自己撲滿的零用錢。這事不知道為什麼讓母親知道了，除了挨竹鞭子，父親還要我在祖先牌位前罰跪幾小時。

除了電影，我酷愛閱讀。在家中，父親訂了「今日世界」與「東方少年」，前者是周刊，後者是月刊；在學校，同學互換「學友」、連載漫畫書等，大家輪流看。當時牛哥畫的「牛伯伯打游擊」、葉宏甲的「諸葛四郎——哭鐵面與笑鐵面」、陳定國畫的「西遊記」，皆令我們搶著先睹為快。後來，有幸與陳定國的女兒大學同班，同學們開玩笑說：「陳大畫家筆下的美女，都是依他女兒的模樣畫出來的。」

學校每年開「母姐會」，還規定老師到學生家「家庭訪問」。每次訪問後，母親總要教訓我一頓，說我功課雖好，但調皮搗蛋與同學丟土塊、打泥仗、玩玻璃珠，惡作劇不斷。

小學最高興的時刻，是一年一度的「遠足」，老師帶著學生出遊，美其名為「戶外教育」。我一生喜歡出遊旅行，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也許肇始於此。

遠足當天，我習慣性地到福利社花五毛錢台幣買兩個麵包，一個自己吃，一個給低我三年級的妹妹。遠足通常是低年級的到比較近的景點，像新公園、孔廟、古奇峰；高年級的到遠一點的地方，如四年級徒步經過空軍基地到南寮海水浴場，五年級搭車到竹南獅頭山景區。

記得在獅頭山遠足時，看到和尚挑水上山，青燈木魚過著與世無爭的日子，心中甚為羨慕。山壁上刻著「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此佛家偈語雋永地嵌入幼稚心靈。

五、六年級的導師莊傳宗先生老成持重，教學很有耐心，在他的教導下，我認真地念書準備升學。記得每次大考前，媽媽總會買一些香蕉或餅乾，帶我們到關帝廟拜文昌帝君，此即「臨時抱佛腳」也。中國人相信吃什麼補什麼，拜什麼幫什麼，拜後吃香蕉或餅乾，算是打牙祭的另種方式。

六年級畢業前，莊導師帶我們全班同學到台南古城旅行，晚上睡榻榻米大通倉，早上吃虱目魚粥，白天遊「赤崁樓」及「安平古堡」（見圖）。記得在安平古堡遊覽時，看到北部少見的木瓜，特地買了一顆要和家人分享，結果回到家，該木瓜因舟車震動，已經軟化不可食，回想此舉真是年幼無知呀。

小學六年級那年，即一九五九年，美籍華人李政道與楊振寧拿到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們的成就鼓舞了許多青年才俊研究科學，念理工成為一時的時尚。正因為如此，我們這一代出了像張忠謀、李遠哲的科學家與工程師，這一批人士在台灣經濟發展史上，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一九五九年夏天，驪歌聲中我以「市長獎」的榮譽畢業。當時政府在新竹推行「省辦高中，縣辦初中」，我順利地考進了「新竹縣立一中初中部」，開始了以後一連串的求知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