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王的自行車

小王在整理他父母房子的過程中，發出了幾張自行車相關的照片並附有一段文字，內容是「上世紀八、九○年代，有一輛自行車是一筆不小的資產，對有資產的工人階級，統治階級也是要讓你交稅的。當年馬路上沒有輔警與交管，只有夜裡出沒的聯防隊。」

小王還是那樣，穩重細緻，時而幽默，時而也會自嘲一下。不過他說的一點兒也不誇張，想當年，自行車與縫紉機、收音機、手表，並稱「四大件」，要買到一輛自行車可比現在買一輛汽車難多了，因為購買自行車是要憑票的，而拿自行車票在當時的工作單位是要排隊等候的。

嶄新的自行車買好之後，得去自行車管理所敲「鋼印號碼」，領「車號牌」和「行駛證」，號碼是敲印在自行車龍頭上，車號牌是一片金屬硬照，有了行駛證才能騎車上路。除此之外，憑發票還要去辦理「上海市自行車納稅記錄卡」（見圖），和一個刻著稅號的圓形鐵皮稅牌，有了自行車後每年還要按時交稅，完稅發票上蓋的是上海市稅務局的五星公章，由此可見對自行車的管理是相當嚴格的。

我們小時候的上海，大街小巷的停車位幾乎都有專人管理。上海人把自行車叫做「腳踏車」，能騎腳踏車上班是一個家庭實力的象徵；而清晨迎著微風，孩子橫坐在大人自行車的大梁上，按響著清脆的鈴鐺，是童年最值得開心的事情之一。

小王目睹這些自行車舊物件時的有感而發，也勾起我的共鳴與回憶。

小王是早年我在上海工作時的同事，是由當時的行長英國人Lans直接推薦進銀行的，所以一開始就被我們另眼相看了。

一段時間下來，漸漸地大家都注意到，無論小王輪到哪個崗位學習，都很認真地與我們一樣每天快樂地忙碌著，工作上一丁點兒也沒有特殊。在小王輪到我這裡學習的時候，每天處理的開立信用證、轉讓信用證等等進出口業務，引起了他極大的興趣；也正是因為那時的共事，小王總說起那段「師徒關係」，我們也由此結下了二十多年的交情。

我一開始以為小王是早期的海歸，後來知道人家早已是外籍人士。那年頭，年輕的小王早早地有了四個輪子的車，我也搭過幾次，也知道他曾在公司做過進出口業務，為了更熟悉國際貿易整個流程的實務操作，包括法令法規，是小王進入銀行工作的主要原因。

記得有一次我在下班回家的地鐵上站著，一隻手往上拉著把手，只感到旁邊有人碰了碰我的手肘，側臉一看，沒想到是小王。他說汽車去保養了，所以改坐地鐵，然後又說到了站下去後騎他的「老坦克」回家。

老坦克是上海話對老破舊自行車的叫法。小王說自行車是學生時代父親給他買的禮物，那麼多年他遠渡重洋回來了，發現自行車還在，他爸捨不得處理掉，現在偶爾卻也派上了用場。

我們的父輩就是這樣，拿到了票，買到了車，辦完所有手續，然後是給孩子準備的。富足一點的父母自己有舊的可以騎，騎到一次次掉鏈子一次次修理，輪胎補了又補，往往是打氣筒都用壞了，自行車還在騎。

小王的父親生於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在五個兄弟中排行最小，因為其中兩個去了台灣，所以留下的自然而然是成分不好的家庭。小王的父親話少，膽子也特別小，大學還沒有畢業就被派去新疆，做了某個軍區幹部手下的秘書，這樣兢兢業業十幾年，好不容易等到機會才調回了上海，三個國內的兄弟也總算都安家在上海了。

謹小慎微了一輩子，小王的父親如今已經九十多了，得了阿茲海默症，已經十多年了，盡管身體一直還好，但是該忘記的都已經忘記了。小王把老父親安置在一家尚好的養老院，每天忘我地過著日子，想必他再也不用因為成分不好而擔心說錯話、做錯事了。

父子情深，往往是那種不諳言語、默默無言的輸送，而不是透過平日裡的喋喋不休。

因為小王的舅舅曾經是國民黨的軍官，所以兩邊家庭成分都不好的兩個人結合在一起，婚後生有一兒一女。女兒很早就來到了美國，現在是一所大學的終身教授，兒子小王早年回上海，進入我當時所在的銀行工作一段時間後離開，建立了自己的貿易公司。

上一次回上海期間，聊談中說到這些家世的小王還開玩笑地說：「如果在以前，憑著我家條件優渥，我不是少爺、也是小開。」聽得我哈哈大笑，說道：「算了吧，我們這一代沒有夾著尾巴做人，沒有輪到被批鬥，已經算是很走運了。」

如今的我們都不再年輕，曾經的新自行車變成了老坦克，而老坦克也早已經退出了我們的生活。隨著歲月的流逝，我們開始處理年邁父母的東西了。

無獨有偶，我在整理父親書桌的時候，也發現一張自行車的發票，而且是補開的，價格兩百八十五元人民幣，上面還蓋著一個章，印著「新購車輛一個月內領執照過期罰款」的字樣。

我家早年沒有自行車，小時候也沒見過父親騎車，但是在八○年代末，當父親終於有了票有了錢買上了自行車，提車後居然一個人從寶鋼把車騎回到市區的家，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

為了兒女，我們的父輩都是這樣，他們一生中有過的困難、壓抑與憋屈，難以用字面語言來表達。盡管如此，從小到大，在我們的眼裡，他們堅強又高大，用盡他們有限的力量和內心不滅的那份愛，照亮著兒女們的成長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