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玉君和「紅與黑」

上海是個具有歷史底蘊的城市，由於它曾經的繁華，在舊時代瀦留下了眾多各色文人，這些文人應是現代中國文學史的一部分，可惜他們生年遭歷坎坷和各類政治運動，沒有搶救下他們的口述史和心跡。陰差陽錯地，我當年在上海讀書時，有幸接觸過一些傳奇人物，而且有過訪談，迄今憶起，覺得雖然只是些碎金爍玉，但仍算是彌足珍貴，值得寫下來與讀者分享。

其中印象較深的，有著名女翻譯家羅玉君，她一生譯著很多，其中最享盛譽的是「紅與黑」。這部作品曾經轟動十九世紀法國和歐洲文壇，它寫一個名叫于連的窮孩子奮鬥和復仇、最後被押上斷頭台的故事，裡面有陰謀與愛情、背叛與熱血、宗教和皇權的熱鬥。

特別是這窮孩子與市長太太有私情，最後在即將迎娶侯爵女兒鹹魚翻身故事熱鬧處，因市長太太告密而毀于連高攀的婚姻；于連銜恨去槍殺市長太太，而被判死刑。行刑後，純愛于連的市長太太卻心碎殉情而歿，侯爵女兒則擁吻于連的頭顱奔向墓場……。

「紅與黑」影響巨大，作者司湯達因此被尊為西方「現代小說之父」。它發表近兩百年來，被譯成多種文字廣為流傳，並被多次改編為戲劇、電影。

這部著作譯者羅玉君的故事同樣傳奇。她原名羅正淑，四川岳池縣人，十二歲時她全縣徵文第一名，成為遠近知名的女狀元，後被當地軍閥看上欲納她為妾，遂改名羅玉君逃到重慶考上女子師範，後又投考上海大夏大學。她提前畢業去法國巴黎大學留學，如饑似渴修習法國文學並鍾愛雨果、巴爾扎克、司湯達和喬治·桑小說，一九三三年獲法國文學博士。

在巴黎，她巧遇自己重慶讀書時的老師、天文學博士李珩，雙雙陷入愛河，婚後應聘去山東大學執教。當時山東大學已是名校，它卻只有兩位女教員：除了羅玉君，另一位是著名詩人和學者方令儒。而且當年同事也都是一時之選：有老舍、游國恩、沈從文、蕭滌非、臺靜農等。

羅玉君一九三二年在巴黎已經開始翻譯「紅與黑」，在山東大學時光，她更全情投入譯事。不料七七事變日寇侵華打斷了翻譯，她只好帶著譯稿在戰火中逃難並輾轉奔波，其間除了謀生、教課外，仍然不忘斷斷續續翻譯此著。

「紅與黑」是部浩繁的史詩性巨著，近五十萬字，而且其內容牽涉到當時法國波譎雲詭的歷史、政治和宗教矛盾，背景十分複雜紛亂。戰時沒有工具書，羅玉君克服無盡的困難，參照多種文本和語種，幾乎整整花費了十五年時光，終於在一九四七年譯畢全書。她深深感嘆道，這本書堪比自己的孩子，它「經過了我的少女時期、少婦時期，它的年齡比我的長女還大三歲。」

不久，她如願以償將此書付梓，旋即大獲成功受到讀者喜愛，此後被翻印和再版無數次，發行上百萬冊。這本書給她帶來了巨大榮譽，也為她後來埋下了禍根。

輾轉千萬里，像一個歸去來兮，抗戰後羅玉君夫婦又回到了她當年的母校上海大夏大學任教。除了教學，她又翻譯了雨果、都德、大仲馬、莫泊桑、喬治·桑等人的名著，贏得了極高的聲譽。

一九六○年代中後的非常時期，有留學背景又在舊時代各大學任教的羅玉君，不久就受到了衝擊和批判。她告訴我，運動爆發不久，紅衛兵就輪番來抄家，除了讓她交代舊社會的各種問題和「裡通外國」的罪狀外，她最大的罪名是翻譯「紅與黑」。家裡被貼上斗大字的標語「徹底批判反革命大毒草『二紅』」、「打倒黑作家和譯者羅玉君」，「什麼是『二紅』？」我不解地問。「就是「紅樓夢」和「紅與黑」呀！」

那是一段黑白顛倒的時光，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這兩部書根本處於不同時、地，而且一點關聯都沒有，但是你又能跟誰說理？羅玉君不能喊冤，甚至不能解釋，到後來被批得疲沓了，只能逆來順受。

全國各地紅衛兵串聯到上海，都來尋釁批判，有時一天好幾撥。記得最可怕有的拿著皮帶和棍棒搜家，發現不了「罪證」，居然將她家的衣物床單等澆上醬油調料和米麵攪合，並羞辱說：「你們四川不是喜歡吃粉蒸肉嗎？這給你攪拌攪拌蒸吧。」

欲哭無淚，更不敢有任何不滿，後來她還被監督勞動過。那時他們夫婦唯一堅強的信念，就是相信自己無罪，一生忠於良知努力教書和譯書，對得起祖國和自己的良心。就是這個信念，讓他們度過了漫漫長夜，終於迎來了解放。

歷經嚴寒驟得溫暖，羅玉君即刻積極投入教書育人當中去。我去拜訪時，她仍在傾力翻譯和寫體會文章。少年時讀她的譯作很是景仰，可惜手邊沒有她的「紅與黑」，我去外文書店買了一本英文版「紅與黑」想請她簽個名，她說這不是我的翻譯呀，但善解人意的她仍然溫存地在扉頁上寫了名字紀念這部巨著。

沒想到，跟羅玉君訪談後不到兩年，就讀到她驟然辭世的消息，讓人十分震驚。後來我在大學校刊發表過採訪記，可惜校刊發行量很小，現亦了無痕跡了。三十多年過去，特以此文紀念羅玉君坎坷但有追求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