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裡的張老師

由於工作原因，二○○二年後的五年裡，我常去偏遠貧困山區的小學、中學探望那裡的孩子，為他們送去書籍與文具。那時山區孩子們的生活很苦，而最能打動我的，是那些在條件極為艱苦的環境下，默默無聞、淳樸善良的山區老師們。

那年那天，從國道下車後，我好像一步就邁進了教室，那裡沒有校門，也沒有圍牆。一進教室，我的瞳孔便迅速擴張，眼前黑乎乎得像是走進了一個山洞，擠坐在一起的一年級、二年級學生正瞪大眼睛，困惑地望著我們這些不速之客。他們的臉上沒有笑容，衣衫單薄不整，有的還打著赤腳，就那樣呆呆地望著我們。

站在講台上的，是一位身高一點五六米左右的女老師，她伸出右手，做出一個可愛的動作說：「同學們，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歡迎來自天津的老師。」於是稀稀疏疏的掌聲散落於整個教室，孩子們的臉上開始露出稚嫩的笑容。

女老師姓張，那年剛滿十六歲，是位中專生，因其爺爺奶奶多病，父母又在深圳打工，她既要照顧爺爺奶奶，又要照看十三歲的妹妹。

我們一行八人被張老師安排到最後一排座位聽課，我這才注意到教室四面土牆上，除了前面那塊釘上去的塗黑木板，竟無其他，四個窗戶全都被土坯堵死了，據說是為了防盜。而怕被盜的，竟是由四根木頭支起的一塊開裂了的破木板搭建的講台，與由十幾條極不規則的木棍裝釘成的課桌，和由長短不齊高低不一的木頭釘成的課椅。還有一個課椅是用兩塊石頭支起，上面搭一小腿粗的木杠，上面坐著六個小屁股。

教室裡沒有電燈，窗戶被堵得無法透光，唯一能透進一點兒光亮的，是房頂上的幾個小窟窿，那是先揭掉兩片瓦，再用石頭壓上一塊塑料布而形成的微光。

張老師梳著一個馬尾辮，她先用二十分鐘給左面的一年級八個孩子講算數，再用二十分鐘為右邊十個孩子講語文。她講課時，左右兩邊的孩子都在聽。偶爾有孩子偷偷在底下玩兒，一旦發現老師的眼睛瞟向他，便立刻老老實實地抬頭聽講。看得出，張老師在孩子們心目中的威信很高，她也非常喜愛自己的工作，尤其是當她提到妹妹也在這所小學上六年級，學習成績始終在班裡排名第一時，笑得很開心。

課間休息時，我看到的是眼前有一堆堆坍塌的土房；遠處是山，山上播種著玉米，有幾株乾枯的玉米在秋風中瑟瑟發抖。在張老師所在教室對面的一個破倉庫裡，我看到了用一人高的土牆隔離成的一間辦公室和兩個教室。

校長笑著對我們說：「張老師是我們學校的優秀教師，她因生活困難，初中沒畢業就輟學到我們學校教書，僅在縣裡進修了三個月就講課。她一個人既教算數、語文，又講音樂、體育，孩子們都很喜歡她。她每天起早貪黑地鑽研業務，進步很快。她家離這兒得走十里山路，月工資為三百塊。」

在以金屬片的一陣撞擊聲中，孩子們紛紛跑回了教室。這一回，張老師先對右邊的孩子講數學，再對左邊的孩子講語文。她朗讀起課文來，聲音抑揚頓挫充滿激情，教孩子識字時耐心悉心，糾正孩子們發音錯誤更是自然親切；講解起算數題時，也是條理清晰、簡明易懂，還不時進行提問。

望著張老師那充滿孩子氣卻又故做成年狀的表情，我是又高興又難過。高興的是她能掙錢養家了，難過的是她還是個該繼續讀書的孩子。

離開學校時，我悄悄塞給她五百塊錢說：「以後我們就是朋友，好嗎？」她望著我手中的錢不知怎樣回答。她也許想拒絕，但此刻她奶奶等著做手術正需要錢，家裡買米、菜、衣服、鞋也都需要錢。可是她想了想，還是將錢退還給我說：「我爸媽在外打工，每月能寄一些錢給我們。謝謝您。」真沒想到她會拒絕。

回津後我還是寄錢給她。收到錢後，她給我寫了一封信，信中除表示感謝外，還告訴了我她的理想與打算。她說等妹妹高中畢業後，她準備到縣城去讀高中，到天津讀大專。而她從來不提生活的艱辛、工作的壓力。

為能為她做些有益的事，我經常寄錢寄書給她，希望她能早日圓自己的大學夢。我們在微信裡也經常談論人生的意義與價值，緊張的工作壓力、拮据的生活負擔，曾一度讓她有了心理障礙，她開始懷疑人生、抱怨命運對她的不公，尤其是當爺爺、奶奶因無錢看病，在半年內相繼離世後，她的心理一度失衡。於是，我便隔兩天為她寫一封信，幫她分析心理障礙的「病灶」，鼓勵她多看心理諮詢方面的書，進行自我心理調節，並邀請她暑假來津進行長談，並為她寄去路費。

終於，二○○八年她妹妹高中畢業，她也利用業餘時間讀完了高中全部課程，並考上天津電視大學。當我與她在天津相見時，我幾乎認不出她來了，她已身高一點六二米，長髮飄飄，一身牛仔，儼然是二十二歲的大姑娘了。她將裝滿紅棗、栗子、花生的塑料袋遞給我，並連聲稱謝。

我問，電大畢業後你怎麼打算？她說，現在一些企業家贊助了她所在學校，學校已經比較正規，有辦公樓、教室、操場、圍牆、課桌椅了，每個班都有班主任與任課教師。她的理想是讓更多的孩子能考上大學，走出大山。可她又說：「現在我爸媽都從深圳回來了，外資大都撤離，他們沒活兒幹了。我想留在城市可找工作很難，也許還得回山裡教書。」她的表情透著萬般無奈與不甘。她不再是那個淳樸的老師了。我不知該對她說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