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同窗一載的摯友

在這所中學裡，我最要好的同學，名叫杜厚智。她是一位插班生，二年級上學期轉過來的，一到這個班，她就主動和我接近，她很喜歡我，我也很喜歡她，特別投緣，我倆成天形影不離。她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只要我們一塊買東西，她總是搶著付錢，從不斤斤計較，也不平均主義，好像任何時候都由她付錢是理所當然的事，這樣往往弄得我不知所措，不好意思。

她父親曾留學日本，是一位醫師，她伯父在漢口開了一家藥店，即有名的民生藥店。據說她父親很嚴厲，她從不敢把同學帶到家中去玩，她常去伯父家，伯父的女兒也在我們班裡，她常帶我去她伯父家。她祖母特別喜歡她，她伯父家孩子多人口多，每次吃飯得開兩桌，祖母吃小灶；每次去玩，必留吃飯，我們還與她祖母同桌吃小灶。

在他們家，我平生第一次見到抽水馬桶。當第一眼看到它時，還不知它為何物，又不好意思問，只聽說那裡是廁所，心想，多麼乾淨的廁所。她伯父家一樓是賣藥的店鋪，二樓是宿舍，日本風格，床是榻榻米。當時並不清楚，這是後來聯想起來才明白的。

記得有一次星期日下午返校，她說她看中了一種涼鞋，前邊兩條寬帶，後跟沒有固定帶子，一條長帶從前邊的第二條帶子上牽過去，也就是說，每隻鞋上只有三條帶子。她說，這很簡單，很好做，還帶來了花布和做鞋子的布殼。後來鞋幫硬是被我們做成了，但最終沒做成涼鞋，找不到鞋底，只好半途而廢。

記得那年夏天，因為天氣突然變熱，記不清是我沒有帶夏天的衣服，還是學校要檢查校服，亦或是我忘了帶蚊帳，杜厚智讓她堂兄特地去武昌，上我們家取了一大包衣物，準備給我送到學校。他是騎自行車到學校的，等他滿頭大汗、氣喘吁吁地到了學校，打算把東西交給我時，回頭一看，自行車後邊架子上什麼也沒有。原來一大包衣物在他趕路的路上丟了，他卻全然不知。蚊帳、校服、夏天的衣服全沒了，可謂損失「慘重」，但人家是為我幫忙的，也只得認倒楣了。

我們在一起同學也就一年時間，她是一九四八年秋季插到我們班裡的，一九四九年五月武漢的局勢已相當緊張，共產黨的解放軍正向武漢逼近。一天學校宣布提前放假，並要求大家把行李也帶回家，平日裡放寒、暑假是不必帶行李回家的，大家的心情驟然緊張起來。同學們很快不見了蹤影，教室裡、宿舍裡頓時空蕩蕩的。

我家在武昌，又沒法和大姊聯繫，真不知如何是好。杜厚智說：「你把行李放我伯父家吧！」我們倆帶上兩人的行李，乘車直奔她伯父家。此時街道上幾乎沒有行人，街上的店鋪也都緊鎖大門。咱倆放好行李，我便趕緊往江邊趕，爭取盡早坐輪渡回武昌的家。此時武漢成一座死城，到處瀰漫著驚慌、恐懼的氣氛，萬幸的是輪渡沒有停業，總算平安到家。不過第二天就聽說輪渡停業了。

解放軍於五月十六日進入武漢，這之前，國民黨政府下令炸了過江的躉船。市民們人心惶惶，金元券大幅度貶值，幾乎變成廢紙，老百姓搶購大米等生活必須品，有錢、有辦法的人都隨國民黨逃去台灣。五月十五日晚，母親一夜沒睡，我幾次醒來，都看見母親坐在床上。國民黨的殘兵在我們租住的院子裡竄來竄去，大家提心吊膽，深怕他們來搶東西，或是害人，來了一批又一批，或許是想找藏身的地方，後都匆忙地走了。

共產黨進城後，我沒有再回市二女中，因為我們家住武昌，學校在漢口，需要住校。共產黨進城後，姊夫和大姊都沒了工作，於是我進了設在武昌水果湖的省一女中，初三上走讀。當時一切都沒走上正軌，學生要求老師到操場上上課，我們的教室就搬到了教室外的草地上，曬著暖融融的太陽，學生們什麼姿勢都有，有的半躺著，有的斜歪著，有的玩弄著身邊的小草，有的望著遠方正在上體育課的同學，各人想著各自的心思，哪裡有心聽課。

我在省一女中上學時，杜厚智仍留在市二女中，並一直留在那裡讀到高中畢業。自從分手後，由於不同校，見面的機會很少，印象裡只約見過一次，是她考上北京師範大學音樂系畢業後，準備啟程去外地工作，向我辭行。我們在飯館吃了一頓飯，兩人照了一張合影，還分別各照了一張一寸的單人照。此後，我們沒再見過面。後來聽說，畢業後，她分到廣西某縣城一所中學教音樂，與同班同學結了婚，生有一女兒，還聽說她心境一直不好，最後自殺了。我一生中最最要好的同學、我最喜歡的知心朋友、我最思念的友人，永遠地離開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