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親(上)

嚴父慈母是中國傳統家庭模式，我們家也不例外。

母親曹楊氏（一直到我們長大成人後，母親才肯告訴我們她的名字是楊曉有）一輩子相夫教子，一輩子操持家務，當了一輩子家庭婦女，像她同輩的所有婦女一樣。

母親沒上過學，但她識字，「三字經」、「女兒經」都會背，據說是把先生請到家中來教。母親娘家也是有根底的官宦人家，過去講究門當戶對，清朝咸豐年間在翰林院就職的曾祖父，是不會娶民家女子做孫媳婦。

外婆一輩子生有九個女兒，活下來六個，長大成人四個，母親排行第三。那年月，婦女講究裹足，外婆不知怎麼生了惻隱之心，害怕女兒受苦，到了該裹足的年齡沒有給母親裹足。過了一兩年，母親見別的孩子都裹足了，便自己給自己裹起來，據說那年代，大腳女孩嫁不出去。由於錯過了適當時機，腳裹夾生了，落下了後遺症，母親一生不能走遠路。到了晚年，就是在屋子裡，她也要用雙手撐著凳子才能移步。

母親這輩子生了六個孩子，最大的女孩和第三個男孩很小就夭折，長大成人的有四個，我排行第四，在家裡，姊哥們都叫我小妹。母親懷我時已年過四十，由於年歲太大，懷孕期間全身浮腫，她幾乎為此送命。

母親年輕時比較漂亮，也較注意自己的儀表，頭髮梳得整整齊齊，衣服穿得很合體，每次外出都要用線繩扯臉，把臉扯得又白又光。因排行第三，人稱「三刁刁」。年紀大了後，每次照相因頭髮斑白且稀疏，都要用黑色染料略微勾一下，以便頭髮輪廓分明。

母親一輩子沒打過我們，也沒罵過我們。有時我們惹她生氣了，她就拿自己煞氣，如果她正在洗衣服，她就使勁將衣服在洗衣板上揉，或是將衣服使勁往洗衣板上摔。這時我們知道母親發火了，便乖乖地安靜下來。

儘管父親脾氣粗暴，但在我的印象裡，父母之間一輩子沒紅過臉，沒爭吵過一句，兩人總是相敬如賓。

逃難到桂林後，家庭經濟發生巨大變化。父親一人工作，要養活六、七口之家，還要供我們姊弟三人上學，日子過得緊巴巴。一日三餐，由母親一人操持不說，三個小孩子的衣服鞋襪，也都親自一針一線縫。那年月買鞋子穿的不多，一是貴，二是賣的也不多，哪像現在，買現成的比自己做便宜多了。

記得最麻煩的是做布鞋。先是將舊衣褲一件件拆開，接著用漿糊把舊布裱成三、四層厚的殼子，然後按鞋樣裁剪。納鞋底是最麻煩的工序，納鞋底的繩也是自製的，把舊襪子拆成紗，然後用這些紗搓成繩，再用這些繩千針萬線地納鞋底，一雙鞋底就要納好些天，做一雙鞋差不多要一個月，因為做針線活只能用一日三餐之外的「閒暇」時間。

一雙新鞋穿在哥哥腳上，不到一個月，腳趾頭就露了出來。所謂新鞋，其實只是最上面一層用的是新布，所以往往新鞋還沒做好，舊鞋早已破得不成樣，母親根本趕不及。

還有一件永遠做不完的活，就是補襪子。當時大家穿的全是棉線襪，這種襪子特別容易破，永遠也補不完。母親成天慢條斯理地忙碌著，不是做飯，就是做針線活，手上從來沒有閒過，每天從早忙到晚。

父親去世不久，日寇進攻桂林。當時大姊在廣西省政府所屬的一家儲蓄所當會計，她所在的單位，可以隨廣西省政府撤退，但只可攜帶直系親屬，也就是說，按規定她只能帶母親一人，那三個弟妹咋辦？要全部帶上肯定不行，人太多。

沒辦法，只好兵分兩路，大姊帶我和哥哥隨廣西省政府走，母親和二姊跟隨堂兄逃命。堂兄的父親是我父親的親二哥，堂兄一歲時二伯父便去世了，伯母和堂兄一直和我們住在一起，是父親一直供養他上的大學，關係是相當親密的，所以大姊才把母親和二姊託付給他。

誰知火車到柳州後，鐵路線全部癱瘓，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堂兄帶著伯母走了，讓母親和二姊另想辦法找我們。母親和二姊搭乘一輛小汽車想去找我們，她們從柳州出發，剛出城，司機就說汽車拋錨了，讓全體乘客下車自己想辦法。車上所有的人都想辦法走了，只留下五十來歲的母親和十幾歲的二姊，一個老太婆和一個小女孩，兩人舉目無親，無路可走。

最後司機發了善心，見此兩人確實沒法，答應將她倆再帶回柳州。回到柳州，那裡已變成一座空城、一座死城，街道上沒有行人，所有的房子裡也沒有人。有些房子門大敞著，母親和二姊就隨便找了一個角落住下了。不知她倆在柳州擔心害怕地住了多長時間，他們見人就託人帶信，希望能找到我們。

當時大姊、哥哥和我隨廣西省政府逃到宜山，正在宜山休整，這時有人帶信來說，母親和二姊還滯留在柳州，大姊便托同事去柳州把母親和二姊接過來。萬幸地是我們五個人總算團聚在一起了，接著我們一起隨同大姊的單位逃到了貴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