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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的李同志

一九六六年八月,被後人稱為「血腥八月」,當時我的父親張迺棠是廣州市唯一的私人開業肺科醫生。父親在廣州市和平東路一幢四層洋樓的地下,自一九四九年從香港回來,就遵從人民政府的法規,開設了他的肺科診所;樓上三層,則是我們一家的住所。

血腥八月,批鬥抄家的風暴席捲全國,三間不同中學的紅衛兵連續幾天來抄家,他們從三樓騎樓上垂下了一條巨幅標語,上面是蘸滿了墨汁的大字:「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反動私人黃綠醫生張迺棠」。第三次來抄家的是廣雅中學紅衛兵,他們來到時,家中細軟、值錢的東西以及書籍、唱片等等,已被前兩間中學的紅衛兵搜括一空。小頭目老羞成怒之下,決定把父母和待業在家的五姊拉到大街上批鬥。當時我是廣州三中高中二年級的學生。幾天前,其他紅衛兵巳經在街道辦事處的協助下,在近和平東路口的橫街搭起了一座批鬥台,住在我家附近的資本家、國民黨殘渣餘孽、右派、壞分子,無一沒有被他們拉上台鬥過的。廣雅中學紅衛兵們用報紙做了三頂高帽,扣在父親、母親以及五家姊頭上後,押著他們向批鬥台走去。

我尾隨著他們走到街道上,腦袋一片空白,雙腳發軟;嶺南八月的下午驕陽烤炙肌膚,火燒火燎,柏油馬路上升騰著熱氣,感覺有如騰雲駕霧……。

突然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聽到一個聲音在說:「阿細(我的乳名),不要去看批鬥,回家等你父母、家姊返家。」我抬頭一看,是曾經住在我家隔壁派出所的警察小李同志。我茫然地望著他,看到他的眼神裡充滿了理解與同情。他繼續說:「無論發生什麼事,你都不要怕,你父親最終會無事的。快回家陪婆婆吧。」

我順從地返回家裡,抱著外婆坐在一片狼藉的大廳裡痛哭。事後有位街坊告訴我,在批鬥會上,有子女在台下的,都會被拉上台上,強迫他們批鬥自己的父母。

我剛上小學時就認識小李,那時他剛從粵北農村來到廣州,是個壯實的小伙子,人長得端正好看,一臉的憨厚神態。派出所就在我家隔壁,他和其他單身警察叔叔們,就住在派出所樓上的宿舍裡,我和哥哥們常跟他到派出所打乒乓球,他會向哥哥們借些小說閱讀。

一九六○年代市場缺乏肉類,街坊們都在天台養起了兔仔,兔仔除了繁殖多、長得快外,餵牠們吃草就可以了。那時市郊的農民,每天都會擔些青草在街上兜售,一大扎賣一角錢。爸爸在天台做了幾個大木籠,養了好幾窩兔仔。

我家的天台和派出所的天台是連著的,中間只隔了一道齊腰高的磚牆,我和爸爸在清理兔籠並給兔仔們添草時,遇到小李在天台上收晾乾的衣服,他爬過磚牆來看我們的兔仔。爸爸說送他一對白兔,他很高興,自己做了一個兔籠,這對白兔就在派出所的天台落戶,不久,就變成一窩白兔了。小李經常會交給父親一點錢,叫爸爸買青草時幫他買一扎,他把養大的兔仔宰了紅燒,分給同事們吃。

有一段時間沒有見到小李了,我爬過磚牆到派出所的天台一看,小李的兔籠空空如也。再見到小李時,他告訴爸爸,他因為接受父親的一對白兔而受到上級的批評,他已在回鄉探親時,把那一窩白兔帶去給故鄉的親人了。後來小李結了婚,搬到別處的警察宿舍,我們亦改稱他為李同志。

黃昏時候,紅衛兵押著耷拉著腦袋的父母、五姊返回家裡,後面跟著臉無表情的派出所所長和我們的專區同志,一個眼神陰狠的中年肥婆。父母、五家姊頭上的高帽已被摘除,只見媽媽一頭花白、五姊一頭烏黑的捲髮,都被剪刀絞掉,貼著頭皮是一些參差不齊的髮茬,襯著她倆呆滯的目光以及蒼白的臉色,慘不忍睹!

批鬥會過後,派出所所長和肥婆專區同志對父親說:由於父親堅持私人開業,是此次紅衛兵清理鬥爭的對象,五家姊屬無業遊民,他們三人必須在三天內離開廣州,回故鄉新會接受貧下中農的監督改造;而我和外婆,還有在衛生院工作的大哥、三哥,亦要搬離自家居住的四層洋樓,換成榮陽街一間沒有水電的小木屋。

我們聽到這個宣告,有如五雷轟頂,大家抱成一團嚎啕大哭。我突然間想起小李同志說過的話,就把在街上遇到小李的情景很仔細地說了一遍。爸爸說:「小李同志是懂政策的人,我是無罪的,我相信他說的話,但是目前風頭火勢,我們亦只好逆來順受,大家先避避風頭再說。」我們停止了哭泣,都望著父親。

在這至暗時刻,小李同志的一句話「你父親最終會無事的」,給了我們一絲希望,各人相互對視,沒有語言,但我們心裡已有了一個堅強的信念:活下去!

幾天後,我們一家各散東西,各人都盡自己的能力活著……。一九七八年,父母終於獲得平反,戶口遷回廣州,街道辦事處也把占用了十一年的洋樓交回給父親。小李同志,謝謝你的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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