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太太(下)

性命攸關！太太當機立斷，將應變能力發揮到極致。她直衝校長辦公室，進門一把抓住蘇的頭髮，左右兩個大嘴巴子打過去，隨即拉著她到了「工作組」辦公室，厲聲質問蘇：「你聽到我喊反動口號了嗎？」

蘇向來跟太太關係不錯，她個人教學能力差，「文革」前經常向太太求教。一次，她去重慶串聯，沒有棉衣，手腳麻利的太太，連夜給她做出一件帶上禦寒。

經太太這麼一鬧，「工作組」決定去學生中調查太太喊「反動口號」的問題。結果，全班五十三個學生，只有一個學生說聽到了，其餘學生全部說沒聽到。於是，「工作組」決定，太太喊反動口號罪名不成立。

壯哉！太太急中生智的這一「險招」，不僅挽救了自己的生命，也使全家免遭厄運。

時隔多年，班上學生到家裡來看望老師時，回憶此事，告訴太太，「工作組」到班上調查之前，班長給大家打了招呼，告誡大家不許亂講，說老師一向對我們好，我們不能沒有良心！就這樣，「有良心」的學生們，聯合起來，保護了他們心中的「好老師」。

年輕時，太太身體健康，身材豐滿，齒白唇紅，大眼睛又黑又亮，加上黑黝黝一副長辮，同事和朋友們都說她與著名演員張瑞芳有幾分神似。憑借天生一副好嗓子，教書之餘，太太加入了貴陽業餘話劇團。雖因年幼家貧，沒有機會受正規教育，憑著讀書才有出路的意識，靠僅有的教師培訓打下的基礎，太太不斷自學，在知識分子扎堆的文藝圈，也能做到落落大方。

在眾多追求者中，太太選中了我。學校個別領導和一些同事都說她憨，我是個一般幹部，不僅工資低，家裡還有母親和小叔子，經濟負擔重，一過門就四張嘴吃飯，沒有好日子過。但她卻跟閨密說，正是因為看中我心好，她才願意嫁給我，說我不顧經濟壓力，從山東老家接來老母親和最小的弟弟同住，和這樣的人過日子靠得住。

結婚以後，太太全心撲在家裡，原本貪玩的文藝活躍分子，一下收了心，變成了穩重持家的女主人。學校有些老師喜歡打麻將，時常約到我家來玩，太太從不參加。現如今，她可是標準的「麻將迷」，麻將一日不摸就心裡不安，大概是要彌補艱難持家錯過的幾十年光陰吧。

我和太太都是低工資，生活困難，入不敷出。一次，女兒燙傷住院，我向摯友程大哥借了五十塊錢，過了三年才還上。家裡定量口糧不夠吃，經常需要拿細糧換粗糧，一斤換兩斤，勉強維持。

為緩解生活壓力，太太招數頻出。在經濟困難的上個世紀六、七○年代乃至八○年代，不僅糧油肉憑票供應，很多日用必需品也都需要憑票購買。尤其三年「大饑荒」的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生活最為艱難，糧油肉票減量供應，很多生活必需品國營市場斷貨。這種情況下，「黑市」應運而生，太太本地人，又跟學生家長關係密切，自然知道黑市的情況。

一日，太太下班回家，大概看她衣著講究，一個農民拿著一整張大羊皮筒湊了過來，開價一百塊，告訴太太，可以做兩件羊毛大衣。太太心想合算，身上正好帶著學生交的五十多塊學費，一番討價還價，五十塊買下。太太準備好襯裡，送到街坊沈師傅裁縫店，做出兩件羊毛外套，並委託沈師傅代售。

沈師傅下江人，抗戰時期逃難到貴陽，討了個太太姓胡，貴陽郊區麥溪人，和孩子外婆同鄉，且又是同姓姐妹，託他辦事自然放心。果然，兩件皮外套，一件賣了二百五，一件賣了一百八，除去二十塊錢酬謝沈師傅，居然賺了三百多！要知道那時候，我們兩人一個月工資加起來，不過八十八塊。這個大買賣，到如今，仍然是太太口中津津樂道的話題。

從「五七幹校」解放回來之後，我被分配到工廠做採購員，經常出差外省外地，太太吩咐，碰到便宜東西，買了帶回家。於是，我到昆明，買滇池蝦米；到廣東，買白糖；到貴州銅仁，買花生；到河南洛陽，執友張先生給弄了幾十公斤平價豬油帶回來。坐車在公路上，遇到農民扛著山羊、野豬肉趕場也攔住買下。東西買回來，太太小部分留家用，大部分拿出去，要麼秘密出讓給靠得住的友人，要麼悄悄拿到「黑市」去賣。

那時，各級黨組織要求國家幹部，包括教師，不允許到自由市場（黑市）買東西，做黑市買賣就是支持「投機倒把」，小則受紀律處分，大則開除公職。記得我所在機關的轉業軍人，大都營、團級幹部，比較守規矩，結果，過年買不到年貨，吃不上餃子，乾脆就過「衛生年」。

太太是教師，這麼做，實在是生活所迫。為掩人耳目，也為顧及顏面，平日衣著考究，頭髮梳得一絲不亂的她，特意將頭髮搞成亂蓬蓬的模樣，穿上破舊衣服、鞋子，夜黑出門，將手中的「貨」在黑市高價變賣，再買回來家裡需要的東西。如今回想起來，讓人實在心酸。

致敬我心地善良，正直果敢的太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