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官戰友

上世紀六○年代，台灣的預備軍官訓練，第一期是在中學畢業後，到成功嶺接受「基本軍事訓練」，為期兩個月；第二期是在大三暑假時的「專科訓練」，為期兩個月；第三期是在大學畢業後的「軍官服役」，為期一年。

坐落在鳳山的陸軍官校，前身是赫赫有名的「黃埔軍校」，蔣介石就是孫中山創建黃埔軍校時的第一任校長。大四那年，我正準備托福考試，知道「陸軍官校」招收英文教官，懷著「一石二鳥」的心態報名，竟僥倖地被錄取。

一九六九年的陸官，有「專修班」、「預備班」、「正科班」等三種班級。來專修班受訓的，大都是從大陸撤退來台的士官，他們打過硬仗，個個皮膚黝黑，受訓時穿著暗綠色的褲子，在大太陽下一操練就是幾小時。受完專修班訓練的士官，他日服役官階最高可達尉級。

預備班的學員大多是初中畢業，不想進或進不了高中的學生，素質不高，順利畢業後，可保送正科班。正科班是陸官的主幹，學生來自預備班及高中畢業生，他們是陸官的菁英，畢業後從尉官幹起，日後有希望成為將校。蔣家第三代蔣孝武、蔣孝勇皆曾在陸官就讀。

入伍後，我們這批「少尉教官」被分配住鋁皮營房，一間八個人，室友有土木系許、農化系張、數學系李、外文系吳、法律系徐、工商管理系張等。由於生活在一起，玩樂在一起，患難在一起，故有同袍之誼，互稱「戰友」。

在陸官當教官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基本上，我們不必擔心沒有飯吃，沒有衣穿，也不必擔心期中、期末考，一個月還可分配到兩條「莒光牌」香菸。我教的是預備班的英文，一個禮拜只上十堂課，之外，就是與其他教官輪流到系裡辦公，大部分時間花在準備出國考試。

室友們每天下班打網球，學生為了表示敬意，下午三、四點就在紅土上噴水，所以場地不會太乾或太溼。打網球成為我最喜愛的運動，日後的三十多年，幾乎每個禮拜打兩次，不論在念書或做事，不論在台灣、在美國、在印尼或在新加坡。

依規定，教官晚上可以外出，但須夜宿營房。為了賺錢繳納托福報名費及研究所的申請，我又開始家教。領薪水的晚上，總會邀請幾名室友到了鳳山鎮上打牙祭，吃家常麵。

月底領薪是令人興奮的時刻，我們到鳳山鎮上吃海鮮，喝啤酒。究竟年少輕狂，常喝到醉醺醺，幸好有吳兄保持清醒與店主結帳；更幸好的是，守營門的衛兵都是我們的學生，所以酒醉歸營從未被攔阻。

秋高氣爽，我們到台南附近的「月世界」露營。因為山坡上找不到一片平地，黃昏時隨便搭營，隔晨醒來，發現自己隨著山坡滑落帳篷外數尺。

陸官結業後，留在台灣的辦了一個酒會，歡送要出國的袍澤，敬酒時，心中大有「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的感慨。派對之後，大夥坐著計程車到台大校園，脫下皮鞋，從「傅鐘」 跑到「學生活動中心」。跑了一大圈後，躺在杜鵑花下，又唱歌，又大笑，又用「突然變得流利的英語」對話。這種放浪形骸，彷是李白「將進酒」的「斗酒十千恣歡謔」，人生僅此一回。

台北重聚之後，大夥像灑落一地的水銀，各奔前程。當時雖無電傳及手機，但我們仍保持聯絡。

一九七一年我到田納西留學，買車後即開車到南卡拜見農化張，夜晚兩杯啤酒，促膝長談。一九七三年，我回台結婚，婚禮是由台北戰友們操辦的。

是年，土木許在喬治亞攻讀，張兄與我開車到他亞特蘭大的宿舍集結，六個人一起「打地鋪」，開車暢遊佛羅里達迪士尼樂園及邁阿密。隔年，六個人一起到我處集結，開車大遊尼加拉瀑布，跨國界到加拿大的多倫多及滿地可，再回美東北角。一九七五年，一起到田州東部的大煙山尋覓熊蹤。

除了一起旅行遊玩，一九八八年我住在印尼泗水，太太得了結腸癌，正接受化療。住在台北的同宗戰友到雅加達商辦，特地飛到泗水探望，令我們感動不已。

二○○六我退休那年，建議舉辦離開陸官三十六年的重聚，戰友們有來自台灣、來自美國、來自東南亞，一起到湖南張家界、四川九寨溝，樂山樂水地玩了兩個禮拜。

二○一九年十二月初，張兄領我們四對夫婦到京都看楓葉，吃米其林日本精緻料理，依依不捨離別時，決定每年重聚。奈何新冠疫情打亂了我們的夢想，只能用視訊在「陸官戰友」社交平台上相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