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戴右派帽子的小右派(下)

到了一九六六年，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開始，我與馬松同學的聯繫莫名其妙地中斷了，寄出多封信也不見回。後來從韋某那裡得知，馬松同學已經失蹤。

原來因為學校裡的檔案已經傳遞到他的家鄉，家鄉造反派知道了他的內控右派的身分，對他進行批鬥。結果他暴跳如雷，堅決否認自己是內控右派，還振振有詞地說：當年學校在反右運動時中學生不反右。不由分說，造反派將他監禁起來，白天綁縛遊街示眾，晚上關起來毆打凌辱，實在無法忍受，在關押期間趁隙逃跑。逃到哪裡去了，無人知曉。

十年後一九七六年，終於見到了曙光，那個親自發動文革運動的偉人去世，文革運動也隨著停止。從其他同學那裡得到消息，說是馬松同學回家了，我和韋某以及在鹽城的其他十幾位同學聞訊後，相約一同去探望馬松。

到了他的家鄉，看到馬松，我們幾乎都已經不認識他，我們見到的是一個又黑又瘦、滿臉皺紋、弓腰駝背的一個小老頭，用癡呆的目光盯著我們，默默無語。當年那個朝氣蓬勃、說話像連珠炮似的小馬松不見了。

聽他的介紹，這十年他逃到了上海，明知道上海有他的親戚，但也不能投，也不敢投，住旅館需要登記，況且身無分文，唯一的生活方式只能白天撿破爛，晚上鑽橋洞，遇到颳風下雨，常會飢寒交迫，這都無所謂，只要家鄉造反派不來抓他。幸虧上海是一個國際大都市，流動人口多如牛毛，也沒有人調查他的身分。

有人問他，怎麼敢回來的？他說：我看到上海的工人糾察隊也不搞打砸搶，收斂了往日的神氣，一打聽才知道那個惡魔頭死了，造反派就像被抽去了脊梁骨一樣。我想，不需要再躲開他們，第二天就回來了。到家以後，遇到第一個以前打我的傢伙，聽他小聲地嘀咕：小右派回來了。我聽到後壯起膽子跟他打了一架，並問他們：誰是右派？我不是右派！

同學們個個嘆息唏噓，面對馬松的現狀，看他身體大不如前，生活無著，也沒有發財的同學可以解囊，每人只能各湊了一百元饋贈，聊表心意。至於以後的生活來源，一位鹽城的同學表示，願意幫助他向有關方面反應情況，以求得一份職業。

那一次與小馬松的會晤，也是最後一次，以後我忙於申請赴美親屬移民，沒有空閒再聯繫。來美定居以後，有一天收到同學韋某的微信說：馬松去世了。說是在馬松去世後一年，即一九七八年，接到鄉黨委的一紙平反通知書：撤銷馬松「內控右派」的處分，並脫去其帽子，解除監督改造，恢復公民身分。

鄉黨委的通知書充分說明，從五十七年大鳴大放開始，到七七年去世，在這二十年中馬松確確實實是被戴上了右派帽子，享受了一個真正右派分子的政治待遇，一直到去世都沒有脫去帽子。據說在他臨終前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鹽城中學校長說過，中學生不反右，我不是右派……。」

馬松同學走了，他不知道自己戴著「內控右派」的帽子去見了上帝，他才三十八歲就走完了他短暫而極其悲慘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