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日是好日——黃春明被退學四次的九彎十八拐（中）

相異民族或文化的相遇、碰撞，除了最初的刀兵相見（爭奪領土、資源、權力），其實後來還有自覺或不自覺地交流，而交流本來可以是豐富彼此的。黃春明喜歡用「洋流交會」形容這種現象，「黑潮（暖流）、親潮（寒流）交會的地方，魚特別多，也容易產生新的品種」。

他常提到「黑潮」，因為宜蘭沿海往花蓮走去，左方遠處就是黑潮。黑潮源自北太平洋上的北赤道環流，因為溫暖，又稱「暖流」。而「親潮」則是自北極海而來，謂之「寒流」。「黑潮」穿過台灣東部海域後，沿著日本往東北，在北海道附近和「親潮」相會碰撞，各自帶來魚種，也因冷暖交會造成的海水高低層擾動、混合，成為最佳漁場，日本的北海道漁場、台灣的彭佳嶼漁場都是如此。

黃春明以「洋流交會」為例，「日本占據台灣頭尾半世紀，台灣就是漢族、大和民族文化DNA的孩子，這樣生出來的嬰兒有罪嗎？」他認為台灣某個年齡層的人對日本人有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日本三一一地震，台灣人捐了六十多億，若沒有文化上的血親，怎麼可能？」

他對「外省人」也很有同理心。民國34年台灣光復之初來台灣的幾乎多是軍人，這些人剛打完八年抗日戰爭，那是極不對稱的戰爭，兵疲馬困，戰後怎可能雄壯威武？民國38年在大陸內戰敗退來台的軍人，更是不堪了，那些人很多是「打日本」之後接著「打八路軍」的老兵，黃春明還看到一些青年兵、娃娃兵，「很多軍人應該是農民被拉伕，也有不少根本是小孩，穿著大人的軍裝，挑著鍋蓋，這副『軍容』跟台灣人以前看到的日本軍人非常結實的樣子，真的差別很大」，讓當時「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台灣人很失望。

黃春明回憶外省人、台灣人當時的族群衝突或對立，「不同種的動物放在一起，就會打來打去。像來亨雞，如果放一隻外來的，就會鬥，所以雞農會先把牠們的尖喙剪掉」。而對新來者來說，「你作為一個生物，跑到一個陌生地方，被連根拔起來，一定會害怕、不安，能對人有笑臉嗎？」來自三十五省、各有自己母語的外省人剛開始到台灣時，彼此連語言也不能溝通，「那種不安就會引起腎上腺素分泌」。他以自己為例，「我少年時，拳頭就不是我能控制的，我還沒有自覺，拳頭已經伸到人家臉前面了。這還只是我個人，如果變成群體，你就知道多困難了。」

「而且台灣又曾被日本人控制過，認同很複雜，當時又很窮苦，非常窮苦的人就很容易殺來殺去。」黃春明很感慨，「這個認同真的很可悲」。「排斥外來種是動物本能」，他說，「但是，人類不只是動物啊。」

●黃春明最有資格談教育

那一個孩子一直仰望著

仰望到帽子往後頭掉

他還是仰望著

仰望密密麻麻的

星空

媽媽曾經告訴他

地上死了一個人

天上就多出一顆星

爸爸笑他是一個傻孩子

那麼愛看天上的星空

那孩子在心裡焦慮地叫

媽媽——！

您到底是那一顆？

媽媽——！」

——〈仰望著〉．黃春明

這是一個孤獨的孩子。黃春明最有資格談教育，他曾是在教育中被打趴在地上的孩子，他知道他們的傷和徬徨；他曾是學校氣得不想再教育的孩子，幸運的是，最後都有人又替他開了學校大門。他知道教育多麼重要，足以旋乾轉坤。這跟他後來致力童書、兒童舞台劇、在家鄉開書店，不無關係。

他退學四次，屢仆屢起，其中有幾個意義：

一，他始終沒有放棄自己，一心回到學校。學校是他的救命草。

二，始終有人不放棄他，其中只要有一人拒絕了他，他的人生故事將重寫。尤其可貴的是，給這個「壞孩子」機會、替他「關說」的都是陌生人。

三，他在童年、青少年匍匐谷底，日夜嗅聞的都是土地和小人物的氣味，這些成就了未來獨特的他。而又因為始終有人在關鍵時拉他一把，他的寂寞故事通常有光。

黃春明幼時喪母，孤獨、叛逆，青春期時又長成肌肉男，被勒令退學都是因為打架。他從羅東中學、頭城中學退學後，繼母對他失望透頂，不願與他同桌吃飯，只要他上桌，她就重重放下筷子離座。鄰居都知道他頑劣，把他的小名「阿達」改為「歹達」。家鄉待不下去了，他想去台北，十四、五歲的他與運菜的卡車司機講好，凌晨幫忙搬菜，讓他搭便車到台北。那時是民國40年，北宜公路還沒有鋪柏油，土路又彎又顛簸，他睡在堆得高高的菜簍上，凍得發抖，車斗上還有另一個搬運工，惡聲惡氣問他：「冷嗎？」隨手飛丟一個黃麻布袋給他。七十多年前的往事了，黃春明回想那一刻，「我到現在都記得，在濛濛的視覺裡，那個麻布袋丟過來時，灰塵顆粒撞擊我的鼻腔」。他後來住過很多五星級飯店，「沒有一家飯店的棉被比得上那一個聞起來就充滿灰塵的麻布袋來得溫暖、舒服」。

●發現禁書，意外打開一片天空

黃春明從此開始他「九彎十八拐」的人生。

黃春明的小說，屢見以妓女為側影或主角，他在聯副發表的第一篇作品〈城仔落車〉，寫一對婆孫搭車，他們前路茫茫趕去相見的人，就是孩子曾做過妓女的媽媽，她嫁給一個開闢橫貫公路的老兵。〈看海的日子〉主角白梅也是妓女，白梅在返鄉車上遇到的好友，也是嫁給退伍少校並已生子的妓女。因應美軍來台而竄起的酒吧，〈小寡婦〉的故事更是一群性工作者在現代行銷、包裝下，從鄉土向都會化、國際化的轉型。

黃春明童年時，老家附近就有妓戶。他逃家到台北後，挨家挨戶敲門，好不容易在民樂街找到一家電器行可「以工換宿」，無薪。附近延平北路也有好幾家私娼館，他常被派去那裡修電扇，曾看到她們辦完事就在天井沖洗，他臉都紅了，她們給這個青春男孩取了一個綽號「紅面仔」。

電器行老闆的副業是用紅綠紫化學顏料調製淋在清冰上的糖漿。黃春明除了修電器，還要用椅子站在大灶前熬煮糖漿，並洗刷回收的玻璃瓶，常因裡面的不明物質搞得兩手發癢，「我到今天都不太敢吃這種冰」。在這樣的環境下，他自修考上台北師範，「以前『師範』學校被人叫『吃飯』學校，不僅免學雜費，有吃有住，每個月還有幾十塊零用錢，畢業後保證有工作。」他不必擔心生活了。

北師是軍事管理，上下課、吃飯、睡覺，都用小喇叭軍號，晚自習、晚點名要唱軍歌、反共歌曲。活潑好動的黃春明很快就受不了，「這種氣氛像被關一樣，實在很辛苦」。當時學校附近只有眷村，根本沒什麼好玩，但他仍常從學校逃出去，晚上九點再爬牆回來，同學很佩服他，他說，當年不知道「成功就是快要失敗的開始」，有一天，他剛從牆上跳下來，校警手電筒就照到他臉上，他哀求校警放他一馬，並把過去的退學史告訴他，以為可以博得同情，沒想到校警覺得這孩子惡性難改，更該交給學校，黃春明一急，「我拳頭就出去了，打掉校警一顆門牙」，又被退學了。

黃春明非常擔心，擔心的是由他一手創辦的北師橄欖球隊怎麼辦？他這個隊長若走了，球隊就要散了，「我怎麼可以退學？」

他想到教育廳長陳雪屏。黃春明曾經聽過他的演講，印象深刻：「教育要有耐心、有愛心。教第一次，學生不會，還要教第二次，仍然不會，再教一次。如果還是不會，好的老師會再教，也要自我檢討，是不是我教得不夠好？」黃春明跑去教育廳「堵」陳雪屏，在門口攔住正要上班的他，說自己如何被他的演講感動，他現在要被退學了，他問陳雪屏：「學校是不是沒有教育的愛？他們沒有耐心。」

黃春明講得滿頭大汗，陳雪屏說：「看你流這麼多汗，我知道你很誠懇，但學校退學不是我要改就能改的。我可以給你寫一封信，你拿給台南師範的校長朱匯森試試看。」

就因為陳雪屏一封信，朱校長接受了黃春明，他從北師轉到南師。黃春明後來才知道陳雪屏是跟胡適、傅斯年同輩的人，當年蔣介石用專機帶很多知識分子來台灣，陳雪屏是其中之一。

黃春明轉到台南師範重讀一年級，在學校又組織了橄欖球隊，還是很搗蛋。有一天，上「測驗統計課」，老師在教桑戴克的理論，「凡是存在的，皆存在於『量』，凡是存在於『量』的，皆可測量之」，黃春明舉手問：「孟子說人性本善，善如何測量？」老師臉色變了，黃春明又問，「荀子曰人性本惡，惡如何可測量？」老師氣得說：「你、你、你給我出去。」還罵他：「你是北師垃圾，不是我學生。」黃春明被逐出教室，以後上測量統計課時，他就去學校圖書館。圖書館是開架式的，他發現書架最高的地方有好幾綑東西，用泛黃的報紙紮著，這引起黃春明好奇，把它拿下來，上面寫著「禁書」，他大樂。

當時只要身陷大陸的學者、文人，著作都會被禁，理應銷毀，但也許實在太多了，或有人不忍，很多禁書只是被封存。越禁越有誘惑力，其中很多書其實非關意識形態，「這些禁書很寶貴，什麼都有，譬如『少年科學家』，內容很好，我當時看很多，到現在都記得。也有很多俄國文學作品，中國大陸譯者直接從俄文翻譯過來，比當年日本翻譯的好多了」，黃春明大開眼界，「我印象很深的是看了四川作家沙汀的《困獸記》，淚流滿面。」

黃看明被老師禁入教室，意外打開一片天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