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戰老兵彼得

下午，年輕的護士長萊納手裡抓著個電話追著我們說：「馬上要從急診室轉來一位男性病人，名彼得（Peter），七十八歲，腸沾黏。請你們準備好病房。」她一副很緊張的樣子，臉上似乎比昨天多了幾條抬頭紋。看來這份新工作已使她壓力山大。

老護士麗莎向我簡單介紹了病人的病情，坦然自若。

我一聽就笑了：「我知道彼得，常客，腸沾黏，一年基本沾黏那麼兩三次，每次來調理一周就回家，都是老毛病了。」我對彼得瞭如指掌，因為我曾經陪著他在樓道兒轉過無數圈兒，聊過無數次家常與經歷，話題甚至延伸到上個世紀。 所有病人都有一本病史，病史就是經歷，經歷就是故事，精采紛呈。

護士長是新來的，她還沒來得及了解到這點。有一批老病號就像走馬燈似的，一年四季輪流來醫院報到，住上一周兩周，甚至一兩個月都是常事。

斜陽西照，綠蔭環繞，十八號是樓層最大一間病房。窗口景色宜人，光線直撲病床，雖然有些西曬，可幾乎占領半壁江山的大窗口，猶如一幅完美無缺的風景畫，往那兒一站我不由得會想起印象派畫家莫內的畫。大自然就是畫筆，樓下的玫瑰園釋放出粉色的輕柔舒緩的節奏，又像是無與倫比的伊甸園。

走進這間病房，我拉開窗簾，翻開床毯，打開主燈，插好電動吸管，擺好病人基本用品，在牆壁掛板上寫上病人的基本資料及醫護人員的名字，虛掩著門走了出來。

剛到過道兒一半就聽到「噹」一聲電梯到站的聲音，從電梯裡推出一個輪椅，上面就坐著我們的老病人彼得。他頭戴一頂橄欖色長舌帽，帽沿兒壓得很低，寬邊墨鏡，一身暗藍色運動裝，腳蹬一雙灰色運動鞋，懷裡還抱著一只深咖啡色的方形軍用全牛皮挎包，看起來硬邦邦的，可裡面裝著鼓鼓囊囊的東西。

還沒等我開口，他捷足先登地說：「哈哈，我的老朋友Fu，老彼得我又回來啦。」他向我伸出右手握住我的右手，彷彿他來這裡不是住院而是來住店。他對自己的身體瞭如指掌，也已經習以為常，定期住院成為他生活的一部分。

「彼得，你的腸子又出問題了？再次歡迎加入六樓。」我笑著接過輪椅向病房推去，一邊推一邊和他聊了起來。他說：「一進急診室，我就告訴醫生，如須住院就到六樓，別無選擇。」我笑他像個小孩子。他摘下墨鏡露出那雙有些發綠的藍眼睛，滿面笑容，撒嬌似地又說：「我就是要住六樓嘛，就是喜歡你們的服務，尤其是你。」然後詭異一笑，還不失幽默感，讓人聽得舒服。我知道他對亞裔有種特殊的情感。這情感來源已久，有著難以名狀的原因。

記得第一次遇到他住院時，我把他推進病房，量血壓秤體重，換好病人服。給他換衣服的時候發現他肚子上有一道弧形大傷疤，我問：「這就是那個造成腸沾黏的罪魁禍首，哪一年開了這麼大一刀？」

他回答：「那年我二十五歲，是偵察連的，不巧剛趕上越戰，在戰爭的後期，有一天我們幾個去山上閒轉，就糊里糊塗地踩到了地雷。我的肚皮被炸開，腸子都流了出來。多虧被戰友救了，把我的腸子塞了進去，再用襯衫裹住我肚子，抬回了營地，及時上了手術檯，裡外縫了近百針呢。醫生是救了我一命，可也落下個腸沾黏的毛病，每年都犯幾次，發炎、疼痛，真沒辦法，折騰幾十年了。有的醫生說可以再開一刀，可再開一刀也不敢保證腸子不再沾黏。老了，我的腸子太脆，肚皮太薄，經不起折騰了。」他講起來滔滔不絶如同講別人的故事，一副無關緊要的態度。我心想，那時候彼得還是年輕，夠壯實，才能挺過去。

上世紀六○年代至七○年代間，美國與越南爆發了一場長達十年的戰爭。「彼得，你的故事我幾年前就知道了，您這就是戰爭後遺症，後遺症的後遺症。」我頑皮一笑，把他推進病房。

這以後，他不是躺在床上打點滴消炎藥，就是一個人闊步在樓道兒走步，一直走到腸子通氣。我空閒的時候也陪他走走，聽他那些老掉牙的故事。他說那次，一同不幸踩雷的還有另外兩名戰友，一死一傷，那位傷者斷了條胳膊。他還笑笑說自己算幸運，看起來傷重快死了卻沒死，也沒被毀容，雖然腸子流了出來，可當時一點感覺都沒有，不就是有個腸沾黏後遺症嘛。

當年從醫院出來，沒有缺胳膊少腿，憑他戰前有張大學文憑，轉業後被派到美國駐馬來西亞領事館，成為一名簽證官。他拿出自己那時的老制服照讓我看，簡直帥呆了。就因為他那張帥呆了的照片，我把這個病人歸類為可愛型的。

有一次正趕上中國新年，他又來住院了。一見面他就用粵語講了「恭喜發財」這幾個字，雖然不是太地道，可從他嘴裡說出來還是有些震驚。他說是他的妻子教的。彼得還會用粵語數數字，比我都強。一打聽才知道其妻是馬來西亞華裔。在馬來西亞當美國簽證官時，他妻子來辦學生簽證，近水樓台先得月，一來二往地認識了。我開玩笑說：「一定是你看人家姑娘長得漂亮，就拿下了。」他沒聽明白我的意思，一臉蒙圈兒。

我在旁邊哈哈大笑，解釋說她一定很漂亮。他說：「我看上她小巧玲瓏，我一米八，她一米五五，還不到我的肩膀」。

上個月他再來住院時，我陪他繞著樓層環島走了整整十三圈兒，一英里。他那麼能走，只有走動才有利於腸子歸位，醫生說的。我也不想談論越戰，怕勾起他痛苦的回憶。可下面這段戰爭片段不能不談，這也是他永生的心理創傷。

彼得沉重地開始講述：「越戰馬上就要結束了。有一天我們在兩軍邊界線執行任務，遇到一名越南女兵在邊界線那邊向我們要菸抽，女人用手比劃著抽菸的動作。我毫不猶豫地用石頭樹枝綁了兩根菸投了過去。她走後，我們繼續埋伏在陣地這邊觀察對面。只見那個女兵正在被一名男性上級人員用越語高聲盤問，沒過幾分鐘竟被那長官一槍斃命。我們親眼看見那姑娘倒下去。」彼得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這個悲慘的場面影響了他整整一生。他對我說，自己後悔不該與那女兵搭話遞菸，要不然她也不會死，至今他還會做噩夢被驚醒。看著彼得憂傷的眼神，我彷彿也看到了那個像電影一般的場面。在戰爭上他就像一個雙面人，內心世界是兩個人的重疊。

下午彼得告訴我：「今天是個好日子，我的孫女一大早在紐約出生了，六磅十盎司。」他拿手機給我看嬰兒照片，一個鼻梁挺高的小姑娘，粉白粉白。

彼得就要出院了，腸沾黏這個後遺症估計還會使這個老兵繼續不斷地回醫院治療，然而那些看不見摸不著的戰爭精神後遺症，永遠都難以治癒。（寄自華盛頓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