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車喋血案…孤狼式暴力的社會警訊

台北車站近日發生的喋血事件，引發台灣社會高度不安。輿論多以「隨機殺人」概括，但若僅止於此，恐怕低估了事件背後更深層、也更危險的社會警訊。從犯罪行為的動機、行動模式與象徵意涵觀察，這起事件更接近近年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的「孤狼式暴力」，甚至可視為一種具有「象徵性」訴求的極端行動，而非單純的偶發失序。

所謂「孤狼式暴力」並非出於組織命令或即時衝動，而是行為人長期累積挫折、羞辱與被排除經驗後，逐步形塑的一套自我敘事。在這套敘事中，社會被視為敵人，暴力則成為重新定義自我價值的手段。對部分邊緣化個體而言，透過製造恐懼、引發高度關注，甚至成為媒體焦點，是證明「我仍然存在」的方式。

值得警惕的是，「北車喋血案」的行動邏輯並非漫無目的的亂殺，更像一場自我設計的「象徵性行動」。公共場域的選擇、時機的拿捏及對社會震撼效果的預期，都顯示行為人試圖將自身定位為某種「戰士」角色，藉由暴力行動「對社會發聲」。這正是「孤狼式象徵性暴力」最令人不安之處：它不只傷害無辜，更試圖透過行動爭奪敘事權。

在風險社會脈絡下，此類行為尤其容易產生模仿效應。社會學習理論早已指出，當特定行為被高度曝光、反覆討論，甚至在無意間被賦予戲劇性與象徵意義時，高風險族群可能將其視為可行的表達途徑。若媒體過度聚焦行為人的背景、動機或行動細節，反而可能強化「暴力能被看見」的錯誤連結。因此，防治的關鍵不僅在於事後的嚴罰，更在於事前的敘事管理與社會支持。

首先，媒體報導必須嚴守「去英雄化」原則，避免將暴力行為浪漫化或合理化，並降低對行為人個人的聚焦，應轉而強調被害人與社會修復。其次，警政機關在短期內提高見警率、強化公共空間可見性，確實有助於穩定民心，但其真正價值在於降低恐懼感，而非被誤認為萬靈丹。第三，更根本的工作在於防止孤立的累積，包括心理支持系統的前端介入、社區關懷網路的建構，以及為挫敗者提供一個非暴力的「出口」。

回顧國際經驗，日本等多國皆指出，預防無差別攻擊的核心在於「防止孤立」。當社會結構讓愈來愈多人感到無路可退、無處安身立命，極端行為便可能成為最後的發聲方式。此時，若僅將責任推給警察，既不公平、也無法真正降低風險。

北車喋血案提醒我們，真正的治安挑戰不只是更快反應，而是如何不讓暴力成為吸引社會看見與爭取承認的手段。唯有結合媒體自律、警政穩定民心，以及跨部門的社會支持與風險治理，才能避免悲劇複製，確保公共空間的安全，而非成為恐懼的象徵。

（本文取自12月21日聯合報民意論壇，作者為警察大學警察政策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