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針對習近平的謠言總是失效

任何社會總避免不了會有謠言，然而，有關習近平的謠言，如果不是說有史以來最多，也是次多的。他上台以來，涉及他權力的謠言如影隨形，趕都趕不走，尤其今年以來特別多。這些謠言至少要到中共10月召開四中全會，才可能會暫時停歇一下，但那時，又會有新的謠言傳出。不過，所有關於習的政治謠言，無一例外都未得到證實，沒有在中國社會掀起什麼波瀾。

這就引出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在資訊時代，謠言往往能形成極大效力，但涉及習的謠言總是難成氣候，對他不構成有效殺傷力。要理解這一現象，需要把資訊時代謠言的一般傳播邏輯，與當代中國政治的結構特性結合起來考察。

網路資訊時代，一些謠言之所以能夠奏效，是因為它們往往先於事實進入公眾認知。社交平台和自媒體降低了傳播門檻，讓任何人都能製造「內幕爆料」。演算法推送則偏好聳動內容，使謠言能在短時間內獲得廣泛轉發。更重要的是，官方資訊發布往往滯後，驗證需要時間，在這種「資訊真空」中，謠言常常先入為主，成為所謂的「次生真相」。在很多社會事件和公共議題中，謠言不但一度壓過官方聲音，還可能帶來現實後果，比如疫情期間關於封控和解封的消息，就曾直接引發恐慌性搶購；在金融市場，關於匯率、股市干預的傳聞，也能直接影響交易者的判斷。由此可見，資訊時代的謠言並不自然無效，相反，它們往往能夠憑藉速度與情緒，製造真實的政治或社會效果。

然而，當謠言涉及習時，除了被人們當作段子消遣，幾乎不能對中共政治產生真實影響。這背後的原因，還是與資訊時代的傳播特徵有關。作為最高領導人，習幾乎每天都會在官媒現身，這種高頻率的公開露面，本身就構成了最直接的闢謠機制，會削減謠言的傳播效應。相比部級官員 「消失」一段時間引發的猜測，習的「隨時現身」能力使得謠言幾乎不可能長期存活。宣傳機器的單點聚焦進一步加速了這一過程。一旦出現不利傳言，整個宣傳系統都會立刻安排高調活動，通過畫面來完成「事實上的闢謠」。雖然有些謠言也正是根據習消失於官媒來傳播的，但在習消失的時間裡，消失的只是他的身影，而非他的名字，其名照樣出現在官媒。上述情況在其他社會事件或官員身上是很難做到的。

此外，缺乏「可信的灰色來源」，亦使得涉習謠言，難以取信於黨內或社會多數人。有效的謠言往往依託模糊、但有可信度的管道，例如所謂「內部人士」「洩露檔」。而關於習的傳聞幾乎都源自匿名帳號或境外媒體的二手消息，缺少中間環節來製造模糊的信任感。也有些傳聞來自「內部人士」的「放料」，然而，這類傳聞的細節往往經不起常識的推敲或驗證，稍有對中共高層政治了解的人，容易看穿其真偽。加之過去幾年類似謠言屢屢破產，受眾逐漸形成免疫機制，對這類傳言天然存疑。此種「期待與失望」的迴圈，反過來削弱了謠言的傳播效力。

更深層的原因則與中國政治結構緊密相關。習的權力高度集中，缺乏制度化的裂縫可供謠言落地。元老政治的式微，使得「元老對習不滿」的敘事缺乏現實支撐。政治高度不透明，雖然為謠言提供了滋生環境，但一旦在官媒露面，就能立刻終結所有揣測。而個人崇拜體制的存在，進一步確保了謠言無法真正穿透權力體系。這些結構性條件，與資訊時代的傳播邏輯疊加在一起，造成了一個特別的迴圈：關於習的謠言可以迅速生成，但幾乎註定掀不起風浪。

需要指出的是，這種關於習的謠言的「選擇性失效」，並非資訊時代謠言的普遍現象。在社會新聞、經濟事件乃至地方政治中，謠言依舊具備巨大力量，可以在短時間內影響輿論和現實。但在習身上，資訊時代的傳播邏輯與高度集中的權力結構結合，反而使他成為最難被謠言憾動的對象。正因如此，每一次在網路輿論場引起轟動的傳聞，最終都只能在現實政治舞台上歸於幻滅。

換言之，謠言並沒有在資訊時代普遍失去效力，但針對習的謠言是個例外。這種現象本身，正是習時代政治穩固性與宣傳效能的一個側影，從而為我們理解當代中國政治提供了一個觀察的視角。